（一）史学批评必须结合特定时代，不能混淆时空概念。章学诚在史学批评中反对以古律今或以今度古的非历史主义批评方法，突出强调了从实际出发的史学批评方法。

中国古代某些史家在考察史学发展的源流时，出现过一些不正确的史学批评观点。关于上古史书的记言和记事问题，只不过说明商周时期中国的历史记载比较简略，主要是记言和记事两种形式。然而汉代以后的史家却把《尚书》看作记言体裁史籍，把《春秋》看作记事体裁史籍。刘知几根据这一标准，指出《尚书》中《尧典》和《舜典》记载人事,《禹贡》记载地理,《洪范》记载灾异，《顾命》记载礼仪，与属于记言体裁的《誓》、《诰》、《训》《谟》诸篇体例不合，存在为例不纯的缺陷。这是用后世史书体裁发展到完善程度的标准去衡量上古史学著作，而不顾及上古书籍根本不存在这样明确的分类标准，上古史家也没有形成这样自觉的史学意识。章学诚不赞同前人绝对割裂记言、记事的做法，对这个问题做了历史地考察，指出上古记言与记事没有明显的分别，历史记载言、事合一；后来学术发展，分类日趋严密，才出现记言与记事分书的体例。他认为：“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刘知几以二《典》、《贡》、《范》诸篇之错出，转讥《尚书》义例之不纯，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乎！”[41]在他看来，刘知几这种史学批评方法，是犯了以后例前的错误。因为古人记载历史时，尚没有区分记言和记事的概念，所以《尚书》和《春秋》都是记言与记事并存。倘若把后世形成的标准强加于古人身上，在史学批评方法上显然不正确。刘知几用后世形成的标准评论古代史籍，不但得不出正确结论，而且评价方法也失之偏颇。

章学诚也不赞同前人所谓编年体裁取法《左传》，纪传体裁取法《尚书》的观点。刘知几考察编年体史书的源流，认为荀悦“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42]，断言后世的编年体裁史书源于《左传》。清初阎若璩则以为后世的纪传体裁史书源于《尚书》：“史之有本纪，为一史之纲维，犹《书》之有帝《典》，体以谨严为主。故今二《典》所载，皆用人行政大者。若他节目细事，如设官、居方，别生分类，则散见《汩作》诸篇，盖即后代志与传所从出也。近作史者，举凡志、传所不胜载之琐事冗语，悉罗而入于本纪，尚得谓谙史家体要哉？”[43]应该说他批评史家把一些琐事冗语载入本纪不合史法，这个意见是对的。但是他从《尚书》各篇的记事中寻找理论根据，认为乃后世史书纪、传所取法，又从正确走向错误。章学诚采用以其矛刺其盾的办法，认为“此又阎氏之错解也，以后世纪、传之密，拟《尚书》大经之要略，则禹、汤、文、武，亦当补作《典》矣”[44]。如果按照阎若璩的说法考察古代史学流变，那么后代帝王均有本纪，而《尚书》中仅有《尧典》和《舜典》，是否也应该给尧、舜以外的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补作帝《典》呢？章学诚认为编年体和纪传体同出《春秋》：“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而《书》与《春秋》，不得不合为一矣。后儒不察，又谓纪传法《尚书》，而编年法《春秋》，是与左言右事之强分流别，又何以异哉！”[45]在他看来，所谓编年体裁取法《左传》，纪传体裁取法《尚书》的说法，和强分《尚书》、《春秋》为记言、记事一样，是后人因缺乏历史意识，以后概前而造成的失误。

（二）史学批评必须继承多闻阙疑的传统，不可凿空立论。章学诚认为后人对远古史学源头的认识应当遵循多闻阙疑的原则，前代史家无法说清楚的问题，后人若无新材料证实只能存疑，不应该凿空立论，形成了重要的史学批评方法论。

历史上某些事件因年代久远，后人已经无法搞清楚，遇到这类问题只能存疑。如果争名求胜，一定要超过古人，就不免穿凿附会。中国古代史家大多能够发扬多闻阙疑的传统，并以此作为史学批评的标准。然而有些史家却背离了这一传统，治史穿凿附会，以致史学批评中出现许多错误结论。章学诚以后人对《三坟》《五典》聚讼纷纭为例，认为“左氏之所谓《三坟》、《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别为一说，未可知也。必欲确指如何为三皇之《坟》，如何为五帝之《典》，则凿矣”[46]。后人把它们视为上古文献，大致是不会错的，如果一定要确定《三坟》是哪三皇之书，《五典》是哪五帝之籍，只能是穿凿附会，得不到正确的认识。他还批评历代学者对前人之书穿凿附会之风说：“夫书为象数而作者，其篇章可以象数求也；其书初不关乎象数者，必求象数以实之，则凿矣。”[47]尖刻地讽刺了那些评论《史记》的人不能因文献不足而缺所不知，谨慎议论，而以象数妄意附会司马迁著书篇数，结果在史学批评方法上陷入穿凿附会的误区。

章学诚指出，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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