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多闻阙疑的史学批评原则必然会导致两种错误结局。其一，史学批评必须坚持多闻阙疑的原则，否则其结论不是忽视历史事实的存在，就是虚构历史事实的存在，结果都不会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他说：“古人著书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说者不求篇内之义理，而过求篇外之标题，则于义为凿也。”[48]这种史学批评方法，很容易误导世人治学出现偏差，形成不知而妄作的风气。章学诚批评明清之际学者费密所谓其学出于子夏七十二传和孔子以来七十子传人具在的说法，指出“此二事皆费氏之大谬戾者，其故出于不甚学，而喜穿凿也”[49]。所以，必须屏弃凿空立论的错误史学批评方法，确立多闻阙疑的正确史学批评方法，才有利于史学的良性发展。章学诚认为“读史阙疑，姑存以质智者”[50]，这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可以有效地避免因无知而议论不实。他还指出：“阙疑之说，不特诂义为然，论文亦当如此理也。”[51]强调评论经史之文应当特别慎重，必须采用多闻阙疑的方法。其二，史学批评应当审慎之至，如果凿空立论，必然会虚构史学批评的标准，或强人以所难行，或责人以所难受，造成误解古人的恶果。章学诚批评有些学者解经论史穿凿附会，褒贬议论无当于事实。他指出清代经学家汪中所谓墨学出于《伊尹》、《太公》、《尹佚》等六家之书，墨子诬孔与孟子攻墨等于诸子之相非的观点，皆属穿凿附会之论，在史学批评方面没有价值。因为春秋以前尚无诸子著书之事，“盖道家有称太公、伊尹之言，后人误为即太公、伊尹之书；墨家有称尹佚之言，后人误为即尹佚之书。……而汪中叙六家为墨氏渊源，不其傎乎！”[52]针对当时的经学家孙星衍关于墨家文化出于夏礼的观点，章学诚评论说：“夏、商典礼，其损益者已入《周官》，譬如伊、洛已入河流，固无从分其源派；其未尝损益者守在子孙，故孔子之于夏、殷礼，不求之于《周官》而求于杞、宋之文献也。孔子既曰杞、宋文献不足证矣，生孔子后者又能学于夏礼，是诬世也。”[53]孔子距离夏商两代很近，尚且因为文献不足而无法认识其礼乐制度，孙星衍又远在孔子之后，更不可能考证清楚墨家文化中哪些内容是夏礼，哪些内容是商礼。章学诚说：“《墨子》之书，谓出夏礼，说似奇创，实无所本。”[54]孙星衍评论上古三代与后世学术发展的渊源关系，结论完全是通过比附牵强得出的，并没有多少事实根据，不仅结论不正确，而且史学批评方法也存在失误。
（三）史学批评必须做到知人论世，不应苛求古人。《孟子·万章下》提出“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是对知人论世原则最早的表述，后世史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有所遵循，但从理论上发展了这个原则的是章学诚。章学诚认识到各种非历史主义史学批评方法给中国史学带来的严重危害，强调认识史学必须运用正确方法，给史学批评注入了理性因素，形成了知人论世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章学诚从史学批评方法论的高度对知人论世的内涵做了系统阐述，指出史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知世”而“论人”，强调必须了解古人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他认为：“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55]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社会是人类存在的唯一方式。历史的进程是由许多“时”与“位”的链条环节组成的，它们反过来又对史家的认识起着制约作用。史学批评必须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影响，这是知人论世方法的基本内涵和跟本原则。
第一，所谓了解“古人之世”，就是要充分考虑到不同时代的人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具有不同的思想与认识水平。章学诚指出：“人不幸而为古人，不能阅后世之穷变通久，而有未见之事与理；又不能一言一动处处自作注解，以使后人之不疑；又不能留其口舌以待后生掎摭之时出而与之质辨，惟有升天入地一听后起之魏伯起尔。然百年之后，吾辈亦古人也，设身处地，又当何如？”[56]只有把被认识的对象置于该时代去做评价,才不会出现史学批评的诬枉,苛求古人。如果“学者能读前人之书，不能设身处境，而论前人之得失，则其说未易得当也”[57]，说明“知世”而“论人”方法在史学批评中极为重要。章学诚按照这个标准考察了古今学术发展的不同面貌，对古人和后人的治学特点做出批评，指出由于时世不同，处在不同时代的人们行事也必然不同，史学批评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关系，才可以做到知人论世。所以章学诚说：“故必明乎调剂盈虚之说，然后可以知人而论世也。”[58]他在具体的史学批评中，自觉坚持这一原则。如评论司马迁撰史说：“才之长短不可掩，而时之今古不可强。司马迁述《尚书》、《左》、《国》之文，孑孑而不足；述《战国》、《楚汉》之文，恢恢而有余。非特限于才，抑亦拘于时也。”[59]从历史时代的远近和遗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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