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的多寡评价了司马迁《史记》详近略远的修史义例，做出知人论世的评价。章学诚还从时代特点评价了历代史家对魏蜀正统的不同看法：“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误于先，而司马再误于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耶？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诸贤异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60]陈寿、司马光尊魏和习凿齿、朱熹尊蜀，完全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并非存在史识上的优劣。这种设身处地评价前人的做法，不仅避免了因不察时代而空论正统的不良风气，而且揭示出特定时代对史家观念的影响，阐明了各个时代史学的性质和特征。在关于东魏和西魏孰为正统的问题上，章学诚也做出同样的批评：“魏澹撰《魏书》，自道武及恭帝为十三《纪》，是以西魏为正统。而收《书》乃以孝静帝武定八年高洋篡位为魏之亡，是以东魏为正统矣。盖魏收北齐人，不能不称东魏，为高氏争国统也。澹则入周，自不容不尊西魏矣。古人著书，当为设身处地。”[61]充分考虑到各自时代政治环境对两位史家历史观念的影响，做出了知人论世的评价。这种评价方法是把史学著作与著书者所处的时代结合起来，从时代所能够提供的社会条件和学术条件评价其史学成就，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事实，做出朴素历史主义的评价。
第二，所谓了解“古人之身处”，就是认识到由于客观环境的不同，个人的遭遇和旨趣也不相同，只有弄清楚被认识的对象所处的具体环境，才能做到恰如其分地评价。章学诚指出：“读古人之书，不能会通其旨，而徒执其疑似之说，以争胜于一隅，则一隅之言不可胜用也。”[62]如果不清楚古人立言宗旨，而仅就其枝节做评价，自然不能得其要领。那么，怎样才能把握古人立言宗旨呢？章学诚说：“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63]读书明了古人言论中说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搞清古人为什么这样说。在知道古人言论是为说明什么宗旨之后，还需要了解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这样说。因为“凡有推奖于人，不难屈己；凡欲求知于人，不嫌炫己，人之情也。有所为而言之，不必遽为定论，圣人所不免也。”[64]如果不弄清古人是在什么情况下而言和针对什么而言，仅从字面上理解就轻易下结论，往往会导致评价失实。评价古人的学术思想必须考察其具体背景，结合其立言的针对性，然后才能得到正确认识，而不是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歪曲古人的思想。章学诚反对“今之泥文辞者,不察立言之所谓，而遽断其是非”，批评他们不顾前人所处时世，不察前人立言宗旨的做法，强调应当避免“不察古人之所谓，而遽断其是非也”[65]，阐明知人论世方法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代圣贤以立言，所贵设身处地，非如论说之惟我欲言也”[66]，告戒从事史学批评者“论古之深患”[67]在于对前人言论先入为主，因人而异，欲贬其人则讳言其创始之功，欲褒其人则附会其言而求之过深，而不考察立论寓意的深浅，然后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所以导致偏颇认识。章学诚指出前人史学批评的缺陷，非常注重考察其史学批评方法是否恰当，具有极其重要的朴素历史主义方法论价值。
四、结语
综括以上三方面内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8世纪中国史家章学诚的史学遗产蕴涵着极其鲜明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为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宝库增添了宝贵的财富。如果我们把章学诚和中国古代另一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相比，就会发现章学诚并非以静态方法孤立地考察和评价史学问题，而是用动态方法历史地考察中国古代史学演变的轨迹，揭示出史学发展、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具有非常明显的朴素历史主义特征。归纳起来，章学诚朴素历史主义思想的内涵及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章学诚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表现在其历史认识与史学认识中，就是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和史学自身的历史看作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而且认为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进步和完善。他看待历史进程具有明确的“今昔互视”意识，承认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相互连接的发展链条，任何人都无法割断这一历史的联系，表现出鲜明的历史进步观念。他看待史学进程，主张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学者评价前人的功过是非，必须要考虑到自己的认识与成绩是建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讳言对前人的继承关系，这样就会导致思想偏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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