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最为猖獗的广东厉行禁烟。他采取积极的外交与行政措施，取得了禁烟运动的初步胜利。虎门销烟就是这一运动胜利的集中体现。

然而，以英国鸦片商人为首的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能容忍鸦片贸易的受挫，他们借此机会将

蓄谋已久的战火烧到了中国大地。

1840年6月28日，由英国16艘军舰、4艘汽船、28艘运输船及540门大炮、4000名士兵组成的

“东方远征军”封锁广东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国资产阶级政府为攫取更多侵略权益，在战前就已经做了充分准备，战争中又调兵遣将，反复攻战；中国人民和爱国将士浴血奋战，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抵抗；主张妥协投降的主和派与主张“羁糜”英军的地主豪绅及商人，则完全是一副奴才嘴脸，钦差大臣琦善甚至在1841年1月擅自与英国公使义律签订《穿鼻草约》，私许割让香港、开放广州、赔偿烟价600万元。封建统治者的代表道光皇帝由于不了解世界形势，盲目自大，又害怕人民自发组织的力量发动起来于己不利，在主战与主和派之间左右摇摆，最后归于妥协求和。这样一来，在统治阶层意见不一，相互牵制的情况下，下层爱国官兵的奋勇抵抗终于无法抵挡敌人的大炮。1842年8月上旬，英军76艘舰船侵入南京江面，清政府决意求和。29日，钦差大臣耆英代表清朝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因南京又称江宁，故也称《江宁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1843年7月22日与10月8日，耆英又在广东与英国侵略者先后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

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作为对《南京条约》的补充。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一条约共计13款，加上后来的补充条约，英

国侵略者从中国攫取的特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强占香港。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英国侵略者就认为，香港有非常安全、广阔的停泊港，

给水充足，并且易于防守，是极好的控制中国的据点，用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话说：“香港是插入中国领土的一个楔子，同中国大陆的关系正如瓦特岛之于英国，长岛之于美国”。有了这样一个据点，一切军事、经济上的侵略活动都可以在英国的公开保护下进行。在琦善与义律秘密签订《穿鼻草约》之后，英国即已霸占香港。《南京条约》第三条则对此加以确认，规定清政府将香港割让英国，英国“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从此，中国领土不再完整，英国在南中国建立起殖民统治，直到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香港1997年归还给祖国的联合声明，笼罩在中国人民心中的阴影才彻底散去。

二，  赔偿巨款。《南京条约》的第4、5、6条分别规定，中国赔偿英国鸦片烟价六百万元、商欠

三百万元、军费一千二百万元，共计二千一百万元，分四年付清，这其中还不包括广州的“赎城费”六百万元。这笔巨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约三分之一，并且全由中国的“白银支付，并且装运到伦敦或加尔各答，……在那里重加铸造，每一银元约可得四先令六便士”。

三，  五口通商。《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

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从此，中国东南沿海各省门户大开，资本主义商品汹涌而来。中国白银为之大量外流，“华人生计，为其所夺”。其后的《虎门条约》更进一步规定，准许英国人在五口租地建屋，永久居住。外国侵略者利用这一点，恣意引伸，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直接管理的租界，以其为控制和掠夺中国的据点。如果说割让香港标志着外国列强对中国领土的强夺，五口通商则以合法的形式公开承认了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四，  控制关税。《南京条约》第10条规定中英协定关税。所谓协定关税，是指 “英国商民居住

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这事实上意味着中国从此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也就是说，只要英国不同意，中国就不能自主地增减海关税率。《五口通商章程》更规定“值百抽五”即百分之五的低税率，摧毁了关税壁垒保护封建经济的作用，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至于能够为英国资产阶级带来暴利的鸦片，虽然在《南京条约》中只字未提，但实际上达成了允许它免税大量输入的默契。这样，中国事实上已经无法独立自主地行使国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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