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10月，一艘名为亚罗号的划艇停泊在广州黄埔，因其窝藏海盜，被广东水师发现，船上有12名水手被捕。由于这只船的船长为英国人，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就借此机会大加发挥，说中国政府侮辱了英国，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强硬照会，要其立即送回全部人犯，并向英国道歉和赔偿。但当叶名琛遵照他们的要求送还全部人犯时，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以种种稀奇古怪的理由诸如送还水手的清朝官员职位不够高，道歉诚意不够等等，拒绝接受，并于23日向广州发动海上进攻，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此开始。在此之前，法国也以“西林教案”为借口，积极准备侵华。1854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到广西西林县传教，因包庇作恶教徒引起公愤。1856年2月被西林当局逮捕，并在站笼中死去。当英国发动对广州的战争后，法国立即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予以响应，出兵东来。英、法的军事行动，对于早想获得更多“共同权利和利益”的美、俄来说正中下怀。于是，由英、法联合出兵，美、俄充当帮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成为列强共同进行的侵华战争。

两广总督叶名琛在整个战争中的表现既狂妄又无知。在英国第一次攻击广州城时，他未作认真备战，由于英国当时还不具备足够的兵力，广州得以保全。到了1857年7月，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带着陆海军部队再迫广州时，他依然认为英军必不敢进攻，拒绝英、法照会，而且不作任何战守准备，加之其同僚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和广东巡抚柏贵卖国投降。所以，尽管爱国官兵和广州人民奋起抗敌，广州城还是在12月底被侵略者占领。

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国各率军舰陆续北上到天津大沽口，并以威力相威胁，要清政府派出全权代表与其谈判，答应其无理要求。1858年5月底，被侵略者的大炮打开，满载着1000多名英法侵略者的12艘兵舰趾高气扬、耀武扬威地溯河而上，26日直抵天津。在此之前，俄、美以“朋友”的形象出现，他们积极地“从中说合”，通过“和平的”欺骗手法，诱使大学士桂良等清政府代表于6月13日和18日，分别签订中俄、中美《天津条约》。英国代表额尔金和法国代表葛罗则始终以强横态度，迫使清政府全部接受他们的条件，一再以中断和谈、进军北京相威胁，大发淫威，充分展示了侵略者的本质，让中国人看到了他们的肮脏嘴脸。正如额尔金所说的那样：“由于手枪正对准咽喉，所以钦差大臣们也只得接受英国的全部要求。”6月26日和27日，桂良等人分别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

　　这四个《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一，  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这一规定改变了以往外国使节只能在香港、上海活动，而且不能与清朝中央直接打交道的惯例，严重干涉了中国的外交与内政。

二，  开放牛庄、登州、台湾、潮州、淡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在各口租房居住，买地建教堂和医院。在后来具体实行时，牛庄改为营口，登州改烟台，台湾选台南、潮州改汕头。

三，外国人可自由进入内地传教、通商、旅游，外国商船和军舰皆可驶入长江各口。

四，扩大领事裁判权，规定外国人之间的任何纠纷与刑事犯罪，中国官府都不得过问；中外民人之间的案件，则由中外官员在外国领事监督下进行“会审”。

　　 五，对英赔款四百万两，对法赔款二百万两。

　　 六，减低关税。

在此之后，桂良、花沙纳还在上海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于11月8日和24日，分别与英、法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各十款，内容主要是：承认鸦片贸易合法，每百斤征税三十两，一般商品抽时价5%的关税；洋货运内地只要再抽2.5%的子口税，即可畅行阻；各海关税务务请外国人帮办。

《天津条约》是《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扩大。通过这一条约，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自主权丧失得更多，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了。可是英国大资产阶级仍不满足；清政府则对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的条款，感到有损“天朝尊严”，也急于改订条约。可是当时的咸丰皇帝没有想到，“天朝”的强盛决不会失而复得，中外的军事力量差距也绝非一日之寒，所谓的“修约”，其结果只能是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绳索更多更紧，中国的半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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