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宝岛蒙尘――《马关条约》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到九十年代，这一

过渡已日趋完成。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必然会引起对世界范围内殖民地的争夺与分割。而这个时期，亚洲只有中国、朝鲜、波斯、土耳其等，还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因此，帝国主义列强围绕着中国这块肥肉，在东北亚展开了一系列的角逐。在这场角逐中，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俄国与日本的争夺尤其激烈。而要争夺中国，朝鲜又是一个重要的据点。

由于1868年进行了明治维新，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道路，并仿效西方，积极地推行殖民扩张政策。明治天皇在即位时的《御笔书》中狂傲地宣称，要以武力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明治初年，日本统治者制定的“大陆政策”更明确指出，其征服世界的具体步骤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的东北和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南洋、亚洲以至全世界。而“为了征服中国，我们必先征服‘满蒙’；为了征服世界，我们必先征服中国”。为了实现这个狂妄的野心，在此后20余年时间里，日本不断利用各种机会，扩充在朝鲜的特权。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国会所作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公然提出了“大陆是日本生命线”的侵略理论。他把所谓“守卫主权线”和“保卫利益线”作为日本“国家独立自卫”的基本方针。这样，日本的“大陆政策”就进一步具体化了。此后几年中，日本政府把国家年度收入的60%用于扩军备战。随后，以煽动向大陆扩张为职志的军国主义团体，如东邦协会、东洋俱乐部、殖民协会等，竞相成立。日本出现了一个向大陆扩张的狂热时期。1893年5月22日，明治天皇颁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以天皇直接领导和统辖的战时大本营为陆海军的最高军令机关。这标志着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日本向朝鲜和中国发动战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道”起义，斗争迅速席卷全罗、忠清、庆尚三道。

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一次出兵朝鲜，挑起战争的良机，于是指派驻朝使馆武官和参谋本部的情报官员，到实地收集情报，为出兵作准备。5月30日，日本参谋本部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与此同时，日本驻朝鲜公使还一再向清政府驻朝鲜的代表袁世凯探询，诱使中国出兵朝鲜，以便作为日本出兵的借口。袁世凯在接到朝鲜政府的正式请求后，于6月4日决定出兵，并于7日行文通知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早在6月2日知道朝鲜向中国请求援兵的消息后，当即在内阁会议上对派兵朝鲜作出秘密决议。决定“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力求“尽可能的居于被动地位，事事使清国成为主动者”，并避免第三国介入。之后，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到可在朝鲜采取任何断然措施的训令，立即率领4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20名警卫，于6月9日在仁川登陆。10日强行进驻汉城，扼守险要，构筑工事。到16日，进入的朝鲜的日军已有5000人，进泊朝鲜港口的日舰也有10艘。至6月底，侵朝日军更是达万人之多，数倍于驻朝清军。

在日本侵略朝鲜进而觊觎中国的意图路人皆知的情况下，清政府掌握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为了自己晚年的安逸和享乐，却想维持已有的安定局面，不愿自己的60岁万寿庆典受到干扰，力求通过妥协退让来避免即将到来的军事冲突。而北洋水师的掌权人物李鸿章，则出于保存淮军与北洋水师实力的目的，也想尽早和解。因此，他们非但不急整军备，反而压制主战者的要求，致使驻扎牙山的清军孤立无援。在外交上，他们又忙于向英、俄、美等申诉乞情，把解决战争危机的希望，寄托于列强的干涉上。

日本政府充分利用清政府的求和方针与列强的“调停”，从容地做好了军事部署。7月24日，在日本的主使下组成的朝鲜傀儡政府宣布向中国宣战，还“委托日本将驻扎在牙山的中国军队，驱逐出境”。与此同时，日本军舰也奉命直航朝鲜西海岸。25日上午，日本军舰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突然袭击中国护航舰只和运兵船，正式发动了战争。一直对中日和解寄予厚望的清政府，不得不仓促应战，8月1日，光绪皇帝颁布谕旨，对日宣战。同一天，日本天皇睦仁也颁布了宣战诏书。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所以中日两国之间的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被称为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历时八个多月，可分为三个阶段。从7月25日到10月中旬，主要战场在黄海海面和朝鲜境内。陆路军队由于清将叶志超的腐败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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