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最多、流传最为广泛的是后黎阮宗奎的北使诗文集。阮宗奎曾两度北使，其中撰于景兴壬戌年(1742)的诗集《使华丛咏》，现存17种抄本，有越南瑤亭胡士栋于乾隆戊戌年(1778)、中国金陵张汉昭于乾隆八年(1743)、淮阴李半村于乾隆十三年(1748)序。诗歌内容包括饯送使团酒宴中的题咏诗，北使途中题咏中国名胜古迹之诗，以及阮宗奎与正使阮翘的唱和诗等。此外，《使华丛咏》还附载于阮朝李文馥的《周原杂咏草》流传，与高伯适的152篇诗文、阮乔的北使诗文合编为《诗文集编》，同时阮宗奎的北使诗文又被编为题作《使程》、《华程诗集》、《壬戌课使程诗集》三种集子，其流传之广可见一斑。

    从个人创作的角度来看，以李文馥的北使诗文集最多。李文馥字鄰芝，号克斋，河内永顺人。据《大南正编列传二集·诸臣列传》云，他曾多次到广东公干，“绍治元年(1841)，特授礼部右参知，充如燕正使”。[6] (P509)李文馥传于世的北使诗文集有《皇华杂咏》、《粤行吟草》、《仙城侣话》等八种，其中《闽行杂咏草》，又名《闽行诗话》、《闽行诗话集》，是李文馥往闽粤遣返中国遭海难渔民的途中所作的诗文集，撰于明命十二年(1831)，书中收录咏途中名胜诗以及唱和饯赠诗作；《三之粤杂草》，又名《克斋三之粤诗》，撰于明命十六年(1835)作者第三次出访中国时的作品；《镜海续吟》，收录作者出使澳门时所作的110首诗；《周原杂咏草》，现存抄本九种，为1841年李文馥出使中国时所作诗文集，书中收录咏途中名胜及抒怀赠答之作。

    从时代来看，16世纪之前的北使诗文集，仅存阮忠彦的《介轩诗稿》。后黎朝(1533-1788)存有黎光贲《思乡韵录》、冯克宽《冯使臣诗集》、丁儒完《默翁使集》、黎光院《华程偶笔录》、胡士栋《华程遣兴》等13种。西山朝仅存在短短的14年(1778-1802)，但是却也留下了段阮俊的《海烟诗集》、《海派诗集》、吴时任的《燕台秋咏》、《皇华图谱》四种北使诗文集。阮朝(1802-1945)近150年的时间里，留下了武辉瑨《华程学步集》、阮嘉吉《华程诗集》、潘清简《使程诗集》、张好合《梦梅亭诗草》、邓文启《华程记诗画集》等40馀种北使诗文。另有《旅行吟集》等七种成书时间不详的北使集。

    在一以贯之的以科举选拔人才的政治体制中，儒家文化和汉语文学成为了越南官方独尊的正统文化。在这种历史与文化背景下，使臣的出使除了要完成政治任务以外，事实上还要肩负起向文化母国展示他们的汉文化水平的重任。由于交际的需要，越使往往与中国官员文士进行广泛的文学交流，交流的结果与途径均反映在北使诗文当中。

    严格来说，大部分北使诗文集都不能简单的称之为越南典籍，因为它们是中越诗人共同创作的成果。越人北使，路途遥远，每到一站都有中国官员接待，自然也就创造了许多中越文人互相交往的机会。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诗歌唱和成为两国文人开展文化活动最主要的方式。明命癸巳年(1823)，越南汝伯仕与李文馥、黄健斋等人到广东公干，“至与我粤名流唱酬属和，或呼云喝月，对酒当歌；或使墨驱烟，登高能赋”，[7] 由此产生了北使诗集《粤行杂草》。武林缪艮亦在李文馥的《粤行续吟草》的序言中描述了这次中越文人的盛会：“癸巳秋，越南国使李君隣芝，偕同官护送师船来粤。友人刘君墨池邀余，与隣芝诸君作中外群英会。觞咏之后，因得往来唱和，阅数月而别。”[8] 类似的记载在各种北使诗文集中屡见不鲜。

    唱和诗构成了北使诗文的一个主要内容，它们不仅受到越南使臣的重视，编辑成各种诗文集，有的集子甚至就以“唱酬”、“酬应”等直接体现交际、唱和主题的字眼为书名，如《中州酬应集》、《大珠使部唱酬》。这些作品同时也获得了中国文人的关注。现存的《中外群英会录》就是由武林人缪艮莲仙氏编辑，书中主要收录中国文人与李文馥、汝伯仕、阮文章、黄冏等越使的唱和诗。嗣德三十年(1877)，裴文禩使清，清朝的接待官员杨恩寿与裴文禩唱和不断，二人的唱和诗后由杨恩寿编为《雉舟酬唱集》，目前此集所存的印本就为杨氏光绪三年(1877)家刻本。

    (二)请序题词

    黎贵惇《群书考辨》以考订中国宋前史实为内容，此书曾被他赠与在外交中所交往的外国官员，因而载有广西省提督学政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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