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订，况周颐推重绵审，是受其同乡龙启瑞的影响。[17] (P92)龙氏《汉南春柳词》有“庆清朝”序云：“今年冬，越南贡使道出武昌，其副使王有光以使国大臣诗集来献，且求删订。……其中有越国公绵审及潘并，诗笔之妙，不减唐人。”[19] (卷九，P10)余德源也在《鼓枻词》跋中云其来历及在中国的刊行：“清咸丰四年三月，越南贡使晋京，道过粤中，携有《仓山诗钞》及此词。时予舅祖善化梁萃畬先生适在粤督幕府，见而悦之。手抄全册存箧中，归即赠先父敬镛公，以先父为期及门得意弟子也。予久欲为刊行未果。今幸沪上《词学季刊》社搜采名家著述，公布于世，乃录副奉寄，藉彰幽隐。”[20] (P155)而清《啁啾漫记》不仅详细谈到了绵审作品集由越使传入，并对其中的部分作品作了精当的征引与点评。[21] (P4509)此外，绵审之弟绵寊的《苇野合集》、前文所提的《妙莲集》、张登桂的《张广溪诗文集》等一批越南著名的诗文集也是依赖于越使的外交活动而在中国流传。
四、对汉文学的重新认识
越南使臣的诗赋外交构筑了中越文化交流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他们的外交产物——北使诗文，生动而细致地展现了中越古代文学的密切关系。其实，以使臣为中心的文化交流，不仅仅局限于中越之间，它在整个汉文圈中都是一个普遍现象。阅读北使诗文，我们能同时看到中国文人、朝鲜使臣、越南使臣三者之间的互相的交往。裴玉柜《有竹先生诗集》、段阮俊《海派诗集》、冯克宽《梅岭使华诗集》、武辉珽《华程诗集》、黎光院《华程偶笔录》、胡士栋《华程遣兴》、范芝香《郿川使程诗集》、阮公基《湘山行军草录》、吴时任《燕台秋咏》、阮思僩《燕轺诗文集》等均收有朝鲜使节的唱和诗，其中冯克宽《梅岭使华诗集》还由朝鲜驻华使节李晬光作序于万历丁酉年(1597)。劳崇光曾在《南国风雅统编序》中云：“密迩中夏，崇儒术好诗书，共推为声名文物之邦，必称朝鲜、越南二国。朝鲜使臣岁至京师，时或与中朝士大夫相唱和。越南四年两贡并进，使臣中途纪行，及与华人相投赠之作，时亦传播人口。”[10] 因此，对越南使臣和中越文学交流进行研究，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它可以推助和策应朝鲜燕行录和中朝文学交流的研究，使学术界在汉文化区这个宏大视野中，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
在越南使臣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一个甲子，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汉文学随着华侨迁徙的步履走出了亚洲，散布在世界各地。这样就划出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后一个里程碑由殖民的人群建树，前一个里程碑则由各国使臣建树。当然，我们还可以往前追溯，在古代的贾客、僧侣那里看到更早的里程碑及其建树者。当我们这样看待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懂得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汉文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它像“中国文学”一样，代表了另一个有机联系的文化体。越南使臣的诗赋外交活动，乃是这种内在联系的紧密性和必然性的证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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