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古典文学可分为汉文文学与喃文文学，如果说越南汉文学是汉文化向越南传播直接结出的硕果，那么喃文文学就是汉文化吸收越南本土文化元素后形成的一种再生形式。所谓喃字，即是一种模仿会意、假借、形声等造字方法，用汉字字形来拼写越语语音的文字，又称作“字喃”。郑怀德在《嘉定城通志·风俗志》中对喃字的诞生作了较为准确的概括：“国人皆学中国经籍，间有国音乡语，亦取书中文字声音相近者，随类而旁加之。如金类则旁加金，木则加木，言语则加口之类，仿六书法，或假借、会意、谐声，以相识认。原无本国别样文字。”[13] (P178)可见喃字也分属于汉字系统，是汉字与越南俗语乡语相结合的产物。

    六八体是一种富于越南民族特色的韵文体裁，它以六言八言相间为主要句式，讲究格律，平仄声更换，有“六八六八”与“七七六八”两种句式。《琵琶国音新传》□能静序曰：“北人以文字求声音，文字便成腔调；南人以声音求文字，声音别具体裁。故永嘉第七才子之书，足登唇吻；而东床六八演音之传，容惜齿牙。”[14]“以声音求文字”的表现方式，以及六八演音之传“容惜齿牙”，说明六八体是一种适合于口头传播的文体样式。

    现存的六八体和喃文北使作品有武檰《黎朝越莲溪公北使自述记》(六八体喃诗)、阮宗奎《使程新传》(六八体喃歌)、佚名《旅行吟集》(喃文题咏诗)、李文馥《使程便览曲》(喃歌)、阮登选《燕台婴语》(喃文长诗)。北使诗文的主要内容往往是对中国山川名胜的题咏，描绘山水之秀美，抒发怀古之幽思，风格清淡典雅，是最常见的汉诗主题。而用六八体和喃文表现汉文学经典主题，体现了俗语、口语与书面案头之作的结合，也是汉文化与越南民间本土文化相交融的一种方式。喃文及六八体作品与汉文北使作品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即它们并非直接产生于外交场合。换而言之，它们既不属于唱和诗，也不可能得到中国士人的欣赏。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阮登选同时创作了汉文北使诗集《燕台婴语》和同名喃文长诗。汉文北使作品显然源于文学的交际功能，而喃文北使作品则源于越南使臣在交际活动中获取新的文化因子对本土文学进行的提升和改造，从而丰富喃文的表现力。越南古典文学的高峰就是在这种提升和改造中造就的。

    阮朝阮攸于嘉隆十二年(1813)以岁贡正使的身分使清，《大南正编列传初集》记载他：“尤长于诗，善国音，清使还，以《北行诗集》、《翠翘传》行世。”[6] (P63)阮攸在出使过程中读到了中国青心才人的小说《金云翘传》，由此创造了同名六八体喃文叙事长诗。阮攸《金云翘传》“有三十处将中国古诗全句翻译过来，二十七处借用中国古诗的语汇、句意，四十六处借取《诗经》用语，五十处语、意源自中国其他经传典籍”。[15] 这部以“演音”——翻译与改编的方式而创作的作品，在越南产生极大的影响，被誉为越南的《红楼梦》，并产生了大量的注释和仿作。这种利用汉文化因子铸造本民族文学范式的例子，绝非阮攸一例。多次出访中国的李文馥，原为明朝遗臣的后裔，他曾以十才子书之一的《玉娇梨》和《西厢记》为蓝本，创作了喃文诗传《玉娇梨新传》、《西厢传》。

    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越南使臣对于中越文学交流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北使诗文的创作，他们也是越南汉文学回流至中国的最重要传播者。以越南著名诗人绵审的作品流传为例。绵审(1819-1870)是越南阮朝明命帝的第十子，封从国公，字仲渊，号椒园、仓山。查史籍，未见有绵审出访中国的记载，但他却是在中国作品流传最广，声誉最高的越南诗人。绵审之所以声名远播异域，主要就得于越南使臣的功劳。他的作品集常被当成外交礼物赠送给中国士人。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越南入贡，使臣枚德常“赠句留别，并以该国从国公阮勉(绵)审诗词各集求正。”[16] 阮述曾两次使华，也将绵审等人的作品赠送给中国的接待官员。他的《往津日记》记载：“(嗣德三十六年正月)二十日，使随员递书籍。(原文注：仓山、苇野、妙莲、张广溪诗文诸集。)”[17] (P21)清季著名词家谭献编撰《箧中词》，选录了绵审的作品。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云：“庚寅，余客沪上，借得越南阮绵审《鼓枻词》一卷。短调清丽可诵，长调亦有气格。”[18] (卷五)其后郭则澐所著《清词玉屑》卷五亦书其事。据饶宗颐的《阮荷亭〈往津日记〉钞本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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