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初步考察，至少有15种越南诗文集载有中国官员所作之序，即《南国风雅统编》、《仓山诗钞》、《每怀吟草》、《万里行吟》、《蔗园全集》、《元立粤行杂草诗》、《使华丛咏》、《妙莲集》、《邓黄中诗抄》、《如珪氏学语集》、《华程续吟》、《燕轺诗文集》、《大珠使部唱酬》、《苇野合集》、《粤行杂草》。此外，绵寯《雅堂诗集》序称此书编成之时，友人劝其寄送清人索序，而作者以为“学当为己，不患人之不己知”，而婉拒了此项提议。这说明，请清人作序，乃是越南文坛的一种时尚。

    同序跋并行的交流方式是题词。这种例子也很多，例如越南明命皇帝之女梅菴公主所著《妙莲集》一书，通过使臣阮述而获得了清人王应孚、唐景崧、梅璐、黄耀奎、邱伯馨等人的题词；汝伯仕所著《元立粤行杂草诗》一书，有陈昌连、曾仰之、舒祝泰、刘几复、张觉初等人的题词。从其内容看，越南文学也影响了清代诗坛。例如王应孚题词云：“荷亭侍郎以《妙莲集》见示。展读一过，风华掩照，秀韵天成，香茗风流，不得专美于前矣。集中如‘遥知杨柳是门处’诸好句，已选入《笃静堂诗话》中。敬题数语，以识心赏。”“‘炊烟连屋白，帆影过窗昏’，的是唐律。‘两三点雨大寒余’，却足当海南岁辰记。故并摘入诗话。又记。”[9] (卷首)这些称赏，就远远超出了应酬的范围。

    (三)鉴赏评点

    作为越南汉文化的代表，越南使臣同中国文学的交流，往往是通过中越使臣之间的诗文评论进行的。求序的方式，便是征求评论的一种方式。《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记录了劳崇光为《日南风雅统编》作序的过程：嗣德二年(1849)七月，清国钦使广西按察使劳崇光一行抵达阮朝都城，“崇光初抵京馆，即求观本国诗。乃命集诸皇亲并诸臣名作者，名为《风雅统编》许观，崇光深所叹赏”。劳崇光序以《南国风雅统编序》的名义，收载于多种越南文集。其序云：“亟受而读之，清奇浓淡，不拘一格。或抒写性灵，或流连景物，或模山范海，论古怀人，佳篇好句，美不胜收。其中杰构，居然登中华作者之一，而浸浸入于古。”[10] 这种评论，明显包含了中越文学比较的意识。同样的情况也见于李半村为越南使臣阮宗奎《使华丛咏集》所作序。李半村曾与越南使臣阮宗奎于金陵聚晤酬唱，后在序文中对阮诗进行点评，云：“所历山川名胜，啸歌吟咏，一挥满纸，恣意纵横，皆出机杼。或笃其忠信之怀，如《谅山偶作》、《午门待漏》；或展其孝思之念，如《大溁江口舟次水》；或论古言情，感物寓意。凡诸格调精妙刻画，沐浴于古者深矣。……其中浑灏磅礴之势，如崩崖裂石，似风雨驰骤，江河横决。非积气之厚者，其能乃尔耶！”[11] 序中自然有许多褒奖之辞，但它可以理解为越南诗人从文化母国获得肯定的一种方式。

    同作序相比，评点则是一种更直接、更具体的交换意见的方式。有时一部诗集的参评者就往往不止一人。如《使华丛咏集》A.1552号抄本就标署：“江南诗客卓山氏朱评，钦差翰林出身礼部郎中郑壁斋墨评，湖南王居士胡秀才朱墨评。”

    无论赠答唱和、请序题词还是鉴赏评点，都只是一种普通的文学活动，可是由于这种活动发生在汉文化圈内的不同国度的文人之间，由于作序、评点的对象是产生于外交场合的北使诗文，因此也具有了一种更深层的文化意味，是产生于本土的汉文学与成长于域外的汉文学之间交汇、合流、碰撞的主要途径。

    三、六八体和喃文北使诗作

    作为诗赋外交的产物，北使诗文反映了汉文化向域外辐射的广度与深度。如果单纯从艺术价值来看，北使诗文却未必都算得上精品，它们的审美功能只是交际功能的一种附丽，但它们却是越南古典文学最重要的宝贵财富之一。从作者的数量而言，它们在越南文学史上所占的比重超过了七分之一，若从集部相关类别的汉文作品而言，则占有五分之一的比重。[12] 这些数字表明，以诗赋外交为主要形式的中越文化往来，是越南古典文学发展的一种强大助力。

    越南使臣是越南最优秀的学者或诗人，这意味着诗赋外交的意义就不单单局限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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