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进化论的着力宣传
　　众所周知，进化论是十九世纪的三大科学发现之一。它输入中国是从清末的西学东渐开始的。同治元年(1862年)，清政府批准设立同文馆，标志着中国大规模输入西学的开端。之后，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不断传入，进化论被以各种方式介绍到中国。同治十一年(1872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玛高(1814—1893年)与江南制造总局译员华蘅芳(1833—1902年)合作翻译了《金石识别》一书，引进了近代矿物学。此后，华氏又自已翻译了《地质学原理》一书。这两部书均包括有地质进化学说和生物进化论的内容。比较详细地向中国介绍进化论的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年)。同治八年(1869年)，他被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推荐，应聘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光绪八年(1882年)，他写了《西学考略》，介绍了拉马克的物种变异说和赫胥黎的人猿同祖说，并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做了介绍。同一时期在华西方传教士理雅各(1814—1879年)、艾约瑟(1823—1905年)，和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报刊《申报》、《万国公报》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有所介绍。然而，由于他们传播科学知识的目的是为论证教义服务，所以不可避免地对自然进化论做出神学的扭曲，如将物种起源与生物进化都归因于上帝的安排等。但是，从客观上来说，这种进化论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的思想界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如康有为将自然进化知识，与公羊三世说结合起来，创造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谭嗣同运用自然进化的知识，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但从总体而言，他们的进化论知识还是肤浅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是作为一种科学知识，而不是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为中国思想界接受。系统的进化论知识的传播，应当说从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开始。

《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基本内容是宣传达尔文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论与生存斗争学说。赫胥黎的基本论点是：生物是进化的，不是自古不变的。为什么有这样的进化现象呢？其原因就是“物竞”与“天择”。所谓“物竞”，就是“生存竞争”、“物争自存”。所谓“天择”，就是自然选择，即自然淘汰，“以一物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由此推及整个宇宙发展过程，其最大特点之一也是生存斗争。某一物种和其他所有物种的相互竞争，其结果就是选择。这就是说，那些生存下来的生命类型，总的说来，都是最适应于某一个时期的环境条件的。这样，“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从现实意义来看，这种理论解决了物种起源的奥秘，破除了上帝创造世界万物的宗教传说。但是从学术角度来看，这一理论又是不全面的。有机界中的和谐与合作，是生物间关系的另一个方面。生态平衡说明了这种关系的稳定性。仅仅用生存斗争这个公式来总括历史的发展和错综复杂的自然界是不可能的。

严复在《天演论》中也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但正如上所述，他的着眼点，不是单纯的翻译，更不是为了介绍西方生物学方面的原理，而是企图通过书中大量的案语，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发挥书中的论点，以唤醒中国人保种自强，与天争胜，变法图存。正如他在《译<天演论>自序》中所言：此书“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吴汝纶则在其书序中说：“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

从理论上来看，变化与发展是《天演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严复在本书上卷第一篇的题目就是“察变”，开宗明义地突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处于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宇宙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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