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还用西方富强的事实来论证“与天争胜”的必要性。他认为，欧洲百余年来之所以富强称最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控制了自然界。由此推及世界各地，“胜天为治之说，殆无以易也”。他举美洲及澳洲印地安人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而日益败落的事实为例，告诫当时的中国人奋发图存。并指出人类社会的斗争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无论有什么困难挫折，只要充分发挥“人治”作用，就一定能改造自然，变劣势为优势，在生存竞争职获胜。由此不难看出，他的认识已经超出了赫胥黎在理论上的论述，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号召力了。

《天演论》除了论证“人定胜天”的古训以外，还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研究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严复认为，人对外部环境表现了与动物不同的能动性。人能主动地向外部环境摄取最大量的变化信息，从而根据环境变化来改变自己的认识，调节自己的行为。人有学习的能力，从环境中取得经验，转化为知识和理论，并能传授他人与后代。生于现实环境的人可以用很短时间取得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了解历史，推测未来，指导适应、改造环境的行为。随着人的知识增长，智力提高，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能力增强，就会加速本身的进化。严复将人的智力看作是进化的决定性因素，将教育与社会进步联系起来，与提高国民素质联系起来，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系起来，从而带来了近代哲学新时期的曙光。

三 《天演论》的历史影响与历史地位
    《天演论》以其独特的译述方式，新颖的科学内容，震动了中国的知识界。鲁迅先生称赞严复“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热风·随感录二十五》）。

甲午战争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划分势力范围”的旗号，掀起了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这给每个爱国的中国人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中国真的要亡国吗？《天演论》通过对进化论的介绍与改造，为在黑暗中徘徊的中国人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一，中国真是危机重重，因为侵略中国的国家，无论在德、智、力哪一方面，都要比中国强，根据《天演论》中“优胜劣败”的规律，中国将要灭亡了。这就给当时思想界敲响了警钟，提醒人们列强瓜分之厄迫在眉睫；第二，《天演论》又告诉人们，人的努力，可以“与天争胜”而最终“胜天”，只要人治日新，国家就可永存，种族就可以不坠。只要发愤，变法自强，中国仍旧可以得救，存亡生死，其根本仍操之于我！《天演论》对进化论的介绍与运用，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原著本身，从而成为适应中国政治生活需要的一种创造。这直接导致了《天演论》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天演论》向中国人民热情宣传和介绍进化论，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即必须以普遍进化和必然联系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一切事物与现象。在此基础上出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则激发着人们的民族意识，加强了反瓜分的斗争，客观上起着反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还给了腐朽透顶的清皇朝当头一棒，因为造成亡国灭种危机的，正是这一封建专制统治，如果不改变这种统治，那末，它必将为另一种统治所代替。这种认识对封建统治者所赖以维系统治的思想基础而言，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论，不仅成为中国当时先进的知识界维新变法和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而且促使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生变革，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变革的“前导”。梁启超是最早读《天演论》译稿的人，《天演论》还没有出版，他就曾借抄，并在自己的文章中加以宣传；后来更进一步总结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影响者，复其首也”（《清代学术概论》）。康有为在梁启超处看到《天演论》译稿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称赞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资产阶级革命派邹容、章太炎、胡汉民等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天演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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