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所介绍的达尔文进化论，还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的输入，初步提供了科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的基础。因为《天演论》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所有译作中影响最大的书。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们很多都受过《天演论》的影响，如吴玉章在《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一文中说：“《天演论》所宣扬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等思想，深刻地刺激了我们当时不少的知识分子，它好似替我们敲起了警钟，使我们惊怵于亡国的危险，不得不奋起图存。”毛泽东也说：“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习的也是这些东西”。他在长沙师范学校学习《伦理学原理》时，就常常用进化论的观点，阐述自己的见解。1970年，他还在一个批示中写道：“《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天演论》以同样的思想与爱国的激情，不仅为当时处于“学问饥荒”中的中国思想界，输送了宝贵的精神食粮，开启了渴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探索救国真理的方向，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乃至近代中国的社会风气与思想观念，“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民报》二号，《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许多封建士大夫，也颇为欣赏它的议论之精，文辞之美；至于当时同情维新、追求进步的青年人，更是对它称叹不已。据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说，他的学生时代，社会上流行《天演论》，连学堂里的先生也用它做教科书，引导学生读之，当时“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就连他自己的名字，也取“适者生存”之“适”字而改。鲁迅先生也称自己青年时代喜爱读《天演论》。正如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所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他译的最早、而且在社会上最具影响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严译《天演论》才逐渐失去其理论光辉。理论普及之影响社会实践的突出意义与巨大作用，在这部书的产生与传播中，体现得尤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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