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对历史上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等十分推崇，对孟轲、韩愈、程朱陆王的唯心论则痛加驳斥。严复赞扬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并批判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他说“争且乱则天胜，安且治则人胜。此其说与唐刘、柳诸家天论之言合，而与宋以来儒者，以理属天，以欲属人者，致相反矣”（《群治》）。这表明，严复把社会的“争乱”和神学联系起来，而把社会的“安治”和人力的作用联系起来，从而包含有否定神学，强调人定胜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与此同时，《天演论》还将古希腊唯物主义者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介绍到中国来，此书卷下论十一《学派》篇的按语中说：“德谟吉利图者，希腊之亚伯地拉人，生春秋鲁、哀间。德谟善笑，而额拉吉来图好哭，故两人号额拉为哭智者，而德谟为笑智者，犹中土之阮嗣宗、陆士龙也。……又黜四大之说，以莫破质点言物，此则质学种子，近人达尔敦演之，而为化学始基云。”同篇还介绍了希腊唯物主义者赫拉克里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额拉吉来图，生于周景五十年，为欧洲格物初祖。其所持论，前人不知重也。今乃愈明。而为之表章者日众。按额拉氏以常变言化，故谓万物皆在已与将之间，而无可指之今。以火化为天地秘机，与神同体，其说与化学家合”。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严复在宣扬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完全陷入这一理论上的泥坑中。他虽然承认人类社会同生物界一样，有着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却突出地强调人类对改造自然的极大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赋于中国古代“人定胜天”思想以新的内容。他在《天演论》中提出了“与天争胜”的思想，并用西方富强的事实去论证“与天争胜”的必要性，用以鼓舞人们奋勇前进的志气。

　　2、“与天争胜”、“以人持天”
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天人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至少从春秋战国起，人们对它的探讨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积极成份。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宋、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家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人定胜天”说，强调人谋胜过天算，只要人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团结战斗，就一定能够战胜自然。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些认识并没有超出传统的天人学说的范围，从而不具备近代科学意义。西方生物进化论所主张的“人猿同祖”说，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人类不是超自然的天主创造物，而是受生物进化论的规律支配，从而否定了宗教神学的创世说。严复的天人论就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

从《天演论》的具体内容来看，它的天人观的具体论述，是与严复对赫胥黎、斯宾塞的比较研究交织在一起的。

赫胥黎和斯宾塞同为自然科学家，也都主张达尔文的进化论，但在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两人的观点却截然不同。前者主张“社会的伦理进展并不依靠模仿宇宙过程，更不在于逃避它，而是在于同它作斗争。这样使小宇宙对抗大宇宙，并且使人征服自然以达到他的更高目的。”后者则主张“任天为治”，“事迟速不可知，而人道必成于郅治”。对于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中华民族来说，更需要哪种理论为斗争武器，严复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在《天演论》的自序中明确指出，自己翻译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激励国人奋起救亡，以便为“自强保种”的大业做贡献。

　　在《天演论》中，严复着重介绍了赫胥黎“人治天行，同为天演”的理论，这是赫胥黎思想中积极的一面。他指出，园艺、建筑、种植、畜牧以至道德伦理、社会群体、国家机构等等，都是人类历史的创造，同时也是与自然作斗争的成果。这些成果一方面激励着后人满怀信心地建设更美好的明天，一方面也展示了人对自然规律有着能动性；人治与天行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人治天行，不得同为天演”，人与自然虽然有着绝对的对立性，但人在这种对立面前不能退缩，只能勇敢地与之做斗争，改变现状，争得自己的利益。这是人类与动物间的一个差别。他还以园艺业为例，说明在与自然作斗争时，必须科学地认识事物本身的规律并顺应它利用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且乐观地认为，人类自身的创造性可以使梦想变为现实，未来社会如果存在“乌托邦”的话，那一定是“尽力于人治”的结果，而不是“任天行之自然”的例证。

在《天演论》的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