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严复坚持事物发展变化是由内因的“杂糅”导致，同时却又认为事物发展的快慢取决于外界环境的影响，他在卷上导言十六《进微》篇中说：“物形之变，要皆与外境为对待。使外境未尝变，则宇内诸形，至今如其朔焉可也。惟外境既迁，形处其中，受其逼拶，乃不能不去故以即新。故变之疾徐，常视逼拶者之缓急。不可谓古之变率极渐，后之变率遂常如此而不能速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变化是外部环境“逼”出来的。只看到事物变化的外部原因，看不到外因只能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种事物发展的外因论，是机械唯物论的表现。

在《天演论》的译文尤其是案语中，严复都贯穿了进化论的基本原理。他认为，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社会，都同游于“天演”之中，物竞天择则是“天演”的公理所在，是任何生物种类包括人类在内所不能抗拒的铁律。在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必须“竞争生存”，只有“最宜者”才可以免于淘汰；在国际社会中，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必须“竞争生存”，只有“最宜者”才可以免于淘汰。从理论角度而言，在“物竞天择”的所谓“天择”中，又有自然淘汰与人工淘汰两种方式。所谓自然淘汰，就是在竞争中，听任某一物种自生自灭；所谓人工淘汰，就是在物竞中可以经过人工即人的主观努力，使不适于生存的生物，得以生存与发展。同理，经过人的主观努力，也仍可以使自己的种族或民族保持下来，并且加以发展，使自己的民族与国家，仍有无限光明的前途。严复认为，当时的中国应该避免自然淘汰的结果，力争以人力战胜自然规律，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他看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侵略中国，就是因为他们能不断自强，不断提高“德、智、力”以争胜。因此，中国人再不能妄自尊大，而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正处于亡国灭种的严重关头，只有发奋图强，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晚清皇朝统治阶层无能、政治腐败、对外屡遭欺凌的情况下，严复用这本译作，有力地分析了中国的现状，并充满希望地指明了社会的前进方向，即我们应该顺应“天演”规律而实行变法维新，使社会由弱变强，否则就要沦于亡国灭种而“无以自存，无以遗种”。就这样，严复通过《天演论》的翻译，将生物进化论的原理提到哲学世界观的高度，用以分析现实问题，从而为中国人介绍了以近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应当指出的是，生物的进化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各有其特殊规律，用进化论说明社会历史现象，必然会否定阶级斗争，否定社会的根本质变，从而在理论上陷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泥坑。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殖民者侵略弱小民族，与自然界弱肉强食、物竞天择混为一谈，实质上是为强权主义提供理论根据。在当时，过于强调进化论，即是在客观上为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提供了理论依据。按照这种理论，帝国主义侵略、甚至消灭殖民地人民，不仅在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道义上也是应该的，因为殖民地人民在“竞争”中失败了，这就证明他们不“宜”于生存，应该被淘汰；帝国主义在“竞争”中胜利了，弱肉强食，他们不仅能生存，而且统治别人也是应该的。但是，在面临外国侵略，瓜分危机近在眉睫的情况下，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规律出发，强调团结起来反抗侵略者，就必然成为激励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理论武器，而进化论在晚清知识分子中也确实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二）“人定胜天”的天人观
　　1、唯物论的哲学倾向
严复在《天演论》中对中国古代乃至西方思想史做了阐发，提倡唯物论，批判唯心论，给近代中国思想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它进一步阐发进化论，宣传维新救国提供了理论依据。

严复对哲学史上存在的唯物与唯心两大学术派别有着明确的认识。他指出，哲学史上始终有“言学”（唯物主义）、“言教”（唯心主义）两大派的对立共存。“大抵中外古今，言理者不出二家，一出于教，一出于学。教则以公理属天，私欲属人；学则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言学者期于征实，故其言天不能舍形气；言教者期于维世，故其言理不能外化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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