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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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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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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是凤毛麟角，因为圣人的标准很高，一般人无法企及。在朱熹看来，即使是在三代时期，大多数人也如同汉唐君臣一样，都是“功利之徙”。正因此，朱熹评论人物，并不求全责备，如他所说的，“若一一责以全，则后世之君，不复有一事可言。（9）”为此，他又立了一条“仁者之功”的标准。他认为，凡是资禀高，能做得一番大功业，主观上虽无救民之心和爱民之意，客观上却是利泽于民者，这些人虽本于功利，却与一般“功利之徒”不一样，他们称不上是圣人、仁人，但却有“仁者之功”。朱熹认为，历史上的名君贤臣能得入此列的人不少，如管仲相齐，尊王室，攘夷狄，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他所成就的事业，“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１０）又如汉高祖、唐太宗虽称不上是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战国以至暴秦，其祸极矣！高祖一旦出来平定天下，至文景时几致刑措。自东汉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于隋，虽曰统一，然炀帝继之，残虐尤甚，太宗一旦扫除以致贞观之治。此二君者，岂非是仁者之功耶”！（１１）他认为诸葛亮“细看不得”（１２），于义理则粗。然而他的“天资甚美，气象宏大”，（１３）处事严密，也做得许多功业来。又如周世宗，“天姿高，于人才中寻得个王朴来用，不数年间，做了许多功业。”宋太祖也“直是明达。故当时创法立度，其节拍一一都是，盖缘都晓得许多道理故也。（１４）”说到学者，朱熹认为汉唐名儒当推贾谊、董仲舒和王通，认为“贾谊之学杂，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只是较近道理，不至如仪秦蔡范之甚尔。他于这边道理见得分数稍多，所以说得较好。”“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王通也有好处，只是无本原功夫”（１５）。这些人虽非传道之人，却也是有“仁者之功”的人。一般说来，有“仁者之功”的人，为政则有一番大功业，为学则能说得一番大道理。
朱熹从他的封建论理观出发，对历史上的篡臣如曹操、刘裕等人则是大加贬损的。他曾把圣人比作“金”；认为汉高祖、唐太宗等人从全体而言属“铁”，但他们行事偶尔与道“不无暗合”，这是“铁中之金也”；而“曹操、刘裕之徒，则铁而已矣。（１６）”
（三）史论标准。首先，以道德为本位。朱熹评论历史，总是把道德放在第一位。他认为三代之所以成为盛世，是因为它推行德政；相反，汉唐靠的是力治，所以天下得不到善治。认为一个社会统治的好与坏，起决定因素的是道德。他评论历史人物，也是以道德为先，事功为次。他把历史人物截然划分为三等，便是以此为依据的。在他看来，汉高祖、唐太宗虽都成就了一番伟大的功业，却“一切假仁借义以行其私”，（１７）他们是无法与三代功德无量的圣人相比的。至于曹操、刘裕等篡臣，则更是无德之徒，他们与汉高祖、唐太宗等人又无法相提并论。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以道德为本位来评论历史，一方面固然是继承了儒家的传统，另一方面则也是服务于当时现实政治的一种需要。我们知道，唐末五代是一个封建纲常论理道德大坏的时代，因此，继之而建立的赵宋王朝便迫切需要重振伦常，两宋理学家、史学家们无不致力于这一工作。欧阳修把“道德”作为“为治之原”，正是这种需要在史学工作中的反映。作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更是以扶持名敦、整饬人心为己任。他由理学兼治史学，以道德为本位来评判历史，正是出于维护宋王朝封建统治的需要，其政治寓意是很深刻的。
其次，诧于理想，又能本于现实。朱熹对三代政治的描述以及对先贤人格的构想，是含有许多理想成份的。其实，美化先王，这也是中华民族敬宗法祖的民族心理意识的一种具体体现。我们知道，“先王作为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是种族聚合与延续的精神支柱，得到全民族的崇奉的敬仰。人们总是把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寄托于对祖宗先王的崇拜，将先王时期的政治，美化成完美无瑕的社会图景，把先王塑造为品德高尚、能力无比的圣人。（１８）”朱熹的真实用意只不过是要后人能够以先圣为榜样，努力实践于儒家一贯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修治图式。
朱熹史论立义虽然很高，却又能本于现实，从宽处评判古人。如他对汉高祖、唐太宗等人的评价即是如此。实际上被朱熹列入有“仁者之功”行列的人，都是我国历史上有所作为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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