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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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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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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君、贤臣和大儒，他们虽然次于理想化的圣人，却又高于一般的人。至于对曹操、刘裕这些有作为的君臣加以贬损，这只能被看作是时代和阶级局限性所造成的。何况他对曹操等人也并非一概否定，如在谈到解救宋代时弊时，他就说：“今日之事，若向上寻求，须用孟子方法；其次则孔明之治蜀，曹操之屯田许下也。（１９）”可见他对曹操屯田这一举措还是加以赞许的。
二
钱穆先生说：“朱子理学大儒，经学大儒，择其史学精卓，亦旷世无匹。（２０）”作为一名颇有成就的封建史学家，朱熹也对史学本身诸多理论问题作过系统的评论。这些史学评论往往被后世封建史家奉为修史之圭臬，对我国封建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一）论经史关系。作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治史，只是把它作为明理的一种手段。因此，相对于理学而言，史学只是处于附庸地位。故在论及经史关系时，朱熹明确主张要“以经为本，而后读史”（２１）。朱熹认为，读经的目的在于端正见识，只有识得正，明其理，然后才能看史。他说：“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２２）”朱熹对当时浙东学派吕祖谦重史轻经的态度大不以为然，说“伯恭（指吕祖谦）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２３）”“东莱（指吕祖谦）聪明，看文理却不仔细。……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２４）”他认为看史不先读经明理，就直如“看人相打”一样，“相打有甚好看处”（２５）？在朱熹看来，看史必先读经明理，否则或被史惑，或如看人打架，没有意义。
既然经书是专载义理的，那么，是否治经就可以不要治史？朱熹的答案是否定的。有人说：“只看六经、《语》、《孟》，其他史书杂学皆不必看。”朱熹明确回答道：“如此，即不见古今成败，便是荆公（批王安石）之学（２６）”。他认为：“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２７）”而史学记事详，“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２８）。通过读史，人们可以从中“通古今之变”、“观其所处义理之得失。（２９）”也就是说，读史是为了进一步明理的需要。因此，“凡圣贤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礼乐之名教，下而至于食货之源流，兵刑之法毒”，人们都必须要加以认真的研习，只有这样，才能尽悉天理而“一以贯之”（３０）。显然，经与史是不可偏废的。 （二）论史书体裁。朱熹认为，过去史书编纂主要是采用编年与纪传二体，但就记述历史而言，这两种体裁都有其自身的缺陷。认为编年体依年纪事，能明了事情发生之先后，但对跨年跨代大事，则不能首尾联贯，详明事情始末。因此，应该通过错综的办法来改造编年体，以便克服这一体裁的不足。那么，何谓错综呢？朱熹说：“错者，杂而互之也。综者，条而理之也。（３１）”也就是说，要在编年体的基础上条理出一种更易记述历史的新的史学体裁。他认为先秦史书《国语》和南宋袁枢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就是一种错综的书体。朱熹对纪传体评价不高，他认为自汉代以来，人们一照司马迁纪传之法，是埋没了前人错综之意的。关于朱熹错综史体的思想，在他为袁柜写的《跋通鉴纪事本末》中有比较系统论述，他说：“古史之体可见者，《书》、《春秋》而已。《春秋》编年通纪以见事之先后，《书》则每事别记以具事之首尾。意者当时史官既以编年纪事，至于事之大者，则又采合而别记之。……故左氏于《春秋》，既依经以作传，复为《国语》二十余篇，国别事殊，或越数十年而遂其事，盖亦近书体，以相错综云尔。然自汉以来，为史者一用太史公纪传之法，此意固不复讲。至司马温公（司马光）受诏纂述《资治通鉴》，然后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编年系日，如指诸掌。……伟哉书乎！自汉以来，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于数十年之间，不相缀续，读者病之。今袁君（指袁枢）作此书，于以错综温公之书，其亦《国语》之流也。（３２）”显然，朱熹对具有错综之意的史体如《国语》、《通鉴纪事本末》等，是给予充分肯定的。
朱熹在自己的作史实践中，努力贯彻了这一错综史体的思想。他错综《资治通鉴》而成的《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不仅是一部比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更为简明扼要的史书，而且还为我国史学园地增添了一种新的史学体裁—一“纲目体”，对我国封建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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