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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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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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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梁启超对此评价很高，他认为：“此法很容易，很自由，提纲处写断案，低一格作注解，在文章上不必多下功夫，实为简单省事的办法。做得好，可以把自己研究的结果畅所欲言，比前法（指《资治通鉴》编年叙事之法）方便多了。”认为“这体的好处，文章干净，叙述自由，看读方便”（３３）。
（三）论史书语言。首先，朱熹主张史书要文风朴实，“以道贯文”。朱熹说：“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架空细巧。（３４）”“据某意，只将那事说得条达，便是文章。（３５）”他反对那种虚华空言的文风，认为“文字只此达意而已，正不必过为华靡辨巧也。（３６）”在他看来，史书若过份注重语言文字的华丽，于事理就难以说清楚。他纵考历代文史作家的文风，认为秦汉间史家如司马迁、班固等，其文尚“先有其实而后托之于言”，而宋玉、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则一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认为东汉以降，“数百年间，愈下愈衰，则其去道益远，而无实之文亦无足论”（３７）。就连以“文以载道”号于一世的韩愈，也是“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３８）。在朱熹看来，只有北宋欧阳修还算“近质”，“自荀、扬以下皆不能及”，但他也“未免于韩氏之病也”（３９）。
其次，朱熹强调史书语言要时代化。朱熹认为，史书既然是以叙事为主，因此，记叙历史的语言就必须要通俗易懂，时代化，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史书的导齐风俗和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朱熹对司马迁运用当时语言进行写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说“《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４０）”认为屈原的《离骚》，文字也很通俗易懂，“只是信口恁地说，皆自成文”（４１）。而后人训释却“只求之于雅，而不求之于俗”（４２），是非常不妥当的，它抹杀了原作文字的时代性。朱熹本人所写的史著或其它文著，文字都很浅显易懂，近于白话，这在宋人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应该说，朱熹这一通俗史学观在今天仍有其价值。
（四）论史书笔法。笔法又称书法，历来就有直、曲之分。朱熹崇尚直书，对历史上那些直书不隐的史家，他都给予充分肯定。如说：“晋董狐、齐太史，书赵盾、崔杼弑君而不隐，史氏之正法也。（４３）”认为孔子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美恶人自见”（４４）。司马迁作《史记》，也是于史实“无妄作”（４５）。朱熹自己在治史实践中也非常注重直书不隐。他进过史院，有鉴于当时史馆修史“大抵史皆不实”（４６），而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对史馆修纂当时历史的一些措施和方法，这主要体现在《史馆修史例》一文中。关于朱熹秉笔直书，时人陈傅良曾评论说：“当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叶适。（４７）”由于朱熹以直书闻名当时，故在他调离史院时，“秉笔之士，相顾嗟惜”（４８）。
同时，朱熹还主张存史。他认为，作为记叙历史的史书，对历史的“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皆着存在在那里。其间自有许多事。若是不好底便不载时，孔子一部《春秋》，便都不是了。那里面何所不有？（４９）”从存史角度出发，朱熹对任意删改旧文的做法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说：“大抵古书有未安处，随事论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没其实，则安知其果无未尽之意耶？（５０）”这是一种正确对待古籍的态度。
当然，作为一个封建史学家，朱熹是不可能真正把直书精神贯彻到底的。他在主张直书不隐的同时，却又大力提倡“《春秋》笔法”，把它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资治通鉴纲目》就是一部通过法《春秋》用字规则以明“《春秋》之义”的史著，其间出于序名分、明顺逆、倡明纲常伦理道德的需要，而为尊、亲、贤者虚美隐恶的现象在在皆是。此外，朱熹在主张存史的同时，自己却又用义理陶铸历史，以纲目体记述历史，因此，自然也裁汰了大量史料，这是有悖于其存史主张的。
注释：
（1）《四书或问·孟子或问》卷１。
（2）《朱子语类》卷２５。
（3）《朱子语类》卷１３。
（4）（16）《朱文公文集》卷３６。
（5）（8）《陈亮文集》第３０１页。
（6）（7）《中庸章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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