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院是否也修纪传体国史，文献无徵。世宗曾经对宰相唐括安礼说：“前代史书详备，今祖宗实录太简略。”唐括安礼回答说：“前代史皆成书，有帝纪、列传。他日修史时，亦有帝纪，列传，其详自见于列传也。”［34］可知，世宗时，国史院还未修纪传体国史。宣宗朝赵秉文《上章宗皇帝实录表》说：“夫良将之运筹，贤相之婉画，所表忠臣节妇，所举异行茂才，本兵兴赋之烦，生齿版图之数，所宜具载，以示方来。”［35］似乎《章宗实录》已是纪传志俱全。如是，则金代国史院所修本朝史，初为内容简略之编年实录，发展到后来，则修成纪传之国史，这与唐宋在实录的基础上修国史不同，而与辽代史馆修史的情况大体上是一致的。 

    由于修史与皇朝的政治密切相关，因此得到皇帝的格外重视。修史时，皇帝往往亲自遴选史官［36］，关心修纂质量［37］，并对成稿提出自己的意见。［38］每当实录修成奏上，皇帝必焚香立受之，是极庄重的场面。皇朝重视修史，从积极方面看，促进了修史工作更加认真。在元初所修宋、辽、金三史中，《金史》最为后人称道，这与金修实录态度之认真是分不开的。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史官往往屈从于统治者的意志，如修《海陵实录》时，因为世宗是篡权僭越，故借修史极力暴海陵之恶。当时人贾益谦即指出：“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辄得美仕，故当时史官修实录多所附会。”［39］观《金史·海陵纪》，多铺陈其淫暴之事，而对迁都燕京、正隆初政治改革等影响金朝历史发展的大事却不置一词，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这种情况，也是封建社会高度皇权专制的条件下，皇朝修史的一般规律。 

二、金代史官的特点 

    目前可以考察到金代史官有７７人，包括：修起居注２３人，修史官５３人。［40］金代曾两次修《辽史》，这项修史活动不是由国史院史官承担，但预修者也应算做皇朝史职人员，有１１人。［41］金朝作为一个由女真贵族建立的民族政权，无论是政治统治抑或文化形态，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这个特点表现在史学上，便是封建史学的发展在这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呈现出新的气象。从对金代史官的考察中可以比较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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