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制规定，国史院各级史职女真人与汉人对等设置，从制度上确定了选择史官的一个重要标准：强调民族成份，在修史部门中保持女真人与汉人处于均衡状态。由于史职不同于一般文职，要求任职者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因此，这个标准在实质上又是对女真人在文化素质上提出与汉人同等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和认识金代史官在各朝民族成份的变化，则可以进一步看出更深层次的问题。 

    金代各朝史官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女真人与汉人在人数上对等的要求。金初的太宗、熙宗朝，史官大都是亡辽和为金所用的宋朝知识份子，还没有女真族史官。［42］熙宗朝之后的海陵朝，女真和契丹等少数民族史官已占史官总人数的３３％，到世宗、章宗两朝，进一步上升到５１％。从金初到中叶，少数民族史官数量不断增加，达到与汉族史官相持衡。这一现象说明，金初，女真人能够从事文化事业的知识人才极少，几乎无人能担任史职。熙宗朝以后，由于女真统治者接受先进的汉民族文化，特别是通过设立女直学校，创立女直进士科等措施提高女真民族的文化素质，培养出一大批本民族的知识人才，世宗朝以后，已经彻底改变了女真人只能任武职，惟有汉士才能担任文职的状况。从金代少数民族史官队伍的发展，透视出女真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由于诸多少数民族史官参与史学活动，金代史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姿多彩。契丹族史官耶律履，在世宗大定初年率先以契丹小字翻译《唐书》，又经转译成女真文，使之传播于金代社会。［43］女真族史官徒单子温，最早将《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汉文典籍直接译成女真文，［44］此后，金皇朝不断译出《史记》、《汉书》、《春秋》等大部头史籍，译史成为金代史学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女真族史官温迪罕缔达，是金朝最早培养出的知识人才之一，于儒家经史“最号精深”，曾经受诏在女直学“教生员习诗，策，”［45］在金代统治者用儒家文化教育化成女真人文化素质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金代曾两次修《辽史》，都注意任用契丹族知识分子任修史官。第一次修史，由契丹族史官耶律固、萧永祺、移刺子敬等人完成；第二次修史，诏移刺履提控刊修，他去世后，汉族史官党怀英、陈大任等人继之完成。两次修史的成就，为元初修《辽史》所承继，《辽史》的修撰，契丹族史官功不可没。上述少数民族史官从事的译史、传播中原先进文化和进行文化教育、以及修史的活动，直接促进了这一历史时期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在推进各族间的共同文化心理的认同上，起了重要作用。 

    史官的民族成份在金后期又出现一个令人深思的变化。章宗朝以后，女真族史官人数减少，又出现汉族史官占绝对多数的现象。考得末期宣宗、哀宗两朝史官１９人，女真族史官则未见。由于文献记载有缺，这一统计不能完全准确，但大体也反映出史职变化的情况。用文献资料与此相印证可以说明，在金末期，女真统治者在任用史职方面已经不特别强调民族间的界线了。如历宣宗、哀宗两朝史职的汉士王若虚，秉史笔十五年，在史院领史事，深得宰执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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