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选用第一流的知识人才任史官。 

    这是金代史官的一个突出特点。金史官中进士出身者占史职总数的７０％，汉族史官几乎都是进士出身，其中还有不少科举状元，如胡砺、郑子聃、敬嗣辉、张行简、许古、王彪、张邦直、马天采、刘遇等人。金在世宗大定十三年（１１７３年）始设女真进士科，此后，女真族史官也基本上从进士中选任了。如女真进士科首科状元徒单镒，即是以史职入朝。后来成为宰相的被世宗称为“女真进士中才杰之士”的夹谷衡，也被任为史官。有金一代一些很有影响的各族学者，以及在政治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名卿，都曾经担任过史职，如熙宗朝史官韩昉，曾任熙宗老师，是熙宗推行封建化政治改革的重要助手。海陵朝的王竞、胡砺，也是海陵进行政治改革主要依靠的中坚。世宗朝的移刺覆，“自初入史馆，即被顾问，忠言嘉行不可一二数”，［48］党怀英，被士人推为大定、明章年间文坛盟主。后期的杨云翼，以才学名世，“元光、正大以来士大夫推公为中朝第一”。［49］赵秉文，经学、文学、史学都颇有建树，被称为“金士巨擎”，还有金末名士、著名诗人元好问，以及前面提到过的王若虚等人，可以说，金代的史官确为官卿士大夫中之极选，这反映出金代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金代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政权，文明发展进程起步较晚，但是在百余年间史学取得较大成就，与金朝网罗最优秀的知识人才从事史学工作不无关系。元代总结宋、辽、金三朝史学成就，修成三代史，“《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50］是情理之中的。 

    第三，史官多以翰林官兼任。 

    据考，史官中由他官兼者５０人，其中以翰林官兼者３３人，占６６％，而尤以金后期为多。《中州集》卷１０载：“旧例，史院有监修，宰相为之，同修，翰长（指翰林学士承旨），至直学士兼之”。说明在金后期，翰林学士兼史职已经成为惯例。由于官兼有翰林官的双重职责，可以通过入直禁中，应召问对、备顾问等多种渠道参预政治，从而使史学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影响政治。例如前面提到的韩昉，为熙宗顾问，用历史上唐太宗、唐明皇、周成王等治世明君的经验教训启发熙宗，使之下决心诛杀宗室旧贵族保守势力宗磐等人，为政治改革扫清了道路。［51］最明显的例子，是宣宗正大初年，为振兴朝纲，在内廷设益政院，在翰林院中选学问赅博、议论宏远者入直禁中，翰林学士、史官杨云翼等人，“每日罢朝，侍上讲《尚书》、《贞观政要》数篇”，“颇有补益”，［52］史称益政院“名则经筵，实内相也”。［53］金代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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