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修史，必先聚书，遍览文献，细加甄取，此即刘知几所谓“博采善择”。这个工作，唐初史臣做得比较粗糙。修《晋书》诏云旧晋史“十有八家”，实际不止此数。今据《隋书·经籍志》所著录，《史通》所论载，及《宋书》、《南史》和《晋书》等正史所叙，唐以前诸晋史，纪传体有１２家，编年体有１１家，合２３家。其中有的虽未成完书而留残编，或佚落成为散篇而被学者征引，至唐时能够搜访得见者，绝不止１８家。此外，尚有晋代起居注、实录之类官方文献可资取材。而诏书但云：“以臧荣绪《晋书》为本”。诏书对１８家中的１４家作了评点，另外４家不详为何人所著，参阅《四库提要》，知１８家中，诏书未加评点的是沈约、谢灵运、王韶之、朱凤４家《晋书》。可知《晋书》作者省览未周，采录未遍。既然如此，《晋书》采录哪一类书籍的材料较多呢？刘知几早已指出：“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之类是也。如曹、干两氏纪，孙、檀二‘阳秋’，则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史通·杂说上》）刘氏所举《语林》、《世说》之类的笔记小说，虽然往往含有珍贵的史料，但其中水分相当大；至于《搜神记》、《幽明录》之类，实际是志怪小说。史家舍史籍而取材于此，实在是舍本逐末。我们试翻阅《晋书》，的确随处可见荒诞之事，无稽之谈，错杂于史实的叙述中间，芜累之甚。 

    大量采录荒诞迷信的材料入史，是两晋南北朝史风不良的表现之一。一方面，利用这些材料宣扬天命，是统治者“神道设教”以愚民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些记录又是当时流行于社会的迷信行为的反映。由于社会动荡，人们感到祸福无定，宿命论思想由是大炽，城乡居民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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