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的文风也不佳，因袭六朝风习，好事雕饰，华而不实，观唐太宗所作四篇论即可见一斑。其论文字讲对偶，刻意辞藻。此风经唐太宗倡导示范，史臣当然竭力仿效。不唯《晋书》如此，唐初官修史书文风普遍不好。而这种文风又是自魏晋南北朝沿袭下来的。刘知几《史通·叙事篇》论道：“自兹以降（指史、汉以后诸史），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一言以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载。”又说：“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鸟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刘氏认为，自司马迁、班固而下，史家文风愈趋愈劣，到魏晋六朝，至为严重，唐初官修史书，未能力矫积弊。我们试读《晋书》，就会感到刘氏的批评是痛切时弊的。 

四、《晋书》质量不高的原因及对它的总评价 

    以上所举《晋书》的缺点，在两晋以下众多史书中普遍存在，说明是久已流行的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自有其历史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史学繁荣发展，史家辈出，著作如林。史家向慕《史记》、《汉书》，师仿马、班，在完善纪传体史书体例方面，作了一定的探索和努力。某些史作，如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等，也还笔力雅健。但与此同时，形式主义的史风在滋长，致使《史记》、《汉书》的体制成为定式。作史又多文詠之士，好炫文采，不务求实。积习相沿二百余年，至唐初官修诸史时，不易一下子纠正。加之唐王朝设馆修史，由政府聚官书，调集人员，分工撰录，虽有人负责商定义例，但体式已定，分撰者不过按成式堆砌材料而已。《晋书》作者之一，令狐德棻是唐初著名史家，是他最早动议修前代史，《周书》即由他领衔主修。贞观十五年，又受诏与长孙无忌先后修《五代史志》，又过５年，才有修《晋书》之诏。此时，唐史馆已有了修“五代史”和《五代史志》的经验，令狐德棻也久参其事，并且受诏与敬播等人“详其条例，量加考正”，实有统摄全局的重任。但史馆工作，已成一定之规，二、三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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