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分工撰录，缺乏“才、学、识”兼具的优秀史家予以贯统润色。卒编之际，校阅不细，以致大事漏载者，一事数载，淆乱不清或前后矛盾者，体例安排，人物诠配不当者，所在不少。如西晋初年汲冢书的发现，是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在当时就引起轰动。但《晋书》记载其时却含糊不清。《武帝纪》云在咸宁五年（２７９年），《束皙传》云在太康二年。先于《晋书》修成的《隋书·经籍志》不知何所据而云在太康元年（２８０年）。近人朱希祖作《汲冢书考》引张学淇《竹书纪年考证》，顺理诸说，以咸宁五年十月盗发汲冢书出；次年，即太康元年报告皇帝；再次年，即太康二年，命官整理竹书。朱希祖先生不过把众说加以条贯而已，推测之言，并无确证。汲冢出土竹书及文物一事，去唐未远，诸家晋史和官方纪录存者尚众，如果唐初史官能详加考定，就不致留下这个疑团了。
史家应注重时间观念，不可随意忽略移易。《晋书》则不然，至有漏记年号，以致叙事时间错乱者。如晋武帝太熙元年四月崩，惠帝即位，改元永熙，第二年改元永平，不三月，又改元元康。此年号行９年，至公元３００年才改元永康。可是《惠帝纪》竟不记元康年号，一直以永平年号记元康年间事。又，公元４０２年，东晋安帝改隆安年号为元兴。是年，桓玄举兵入京师，取消元兴，复隆安，旋改大亨，次年仍改元兴。《安帝纪》载桓玄入京师，而复隆安，改大亨年号事不见载，这也是不小的疏忽。
《晋书》之文多抄旧史，旧史缺则缺，错则错，前后矛盾亦仍旧观，罕有甄明。如《地理志》本于晋太康三年所修《地记》。太康三年以后之地理沿革，《晋书·地理志》就缺略甚多。江南侨置县，仅存大概，十六国疆域，则语焉不详。该志还抄沈约《宋书·地理志》，不加校改，以致南朝宋时地名移于晋代，讹误甚多。至于叙事前后矛盾，则更为常见。吕思勉先生所著《两晋南北朝史》，于第五章《东晋中叶形势》，举《晋书·简文帝纪》末段所云“帝虽神识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谢灵运迹其行事，亦以为ｍǎｎ＠① 献之辈”为例，指出：“《晋书》好博采而辞缺断制，往往数行之间，自相矛盾，要在知其体例，分别观之耳。作者意在博采，原不谓其所著皆可信也。”这就道出了《晋书》载事，往往前后牴牾的原因是好博采而不求信实。唐刘知几也曾批评“皇朝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务多为美，聚博为功”的指导思想不对头。吕先生所论，与刘氏可谓古今同调。
《晋书》义例考求不精，类传人物有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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