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六年四月，史官左拾遗樊绅、右拾遗韦处厚、太常博士林宝，并停修撰，守本官。以考功员外郎独孤郁充史馆修撰，兼判馆事，又以兵部尚书裴为太子宾客。以疾罢相，拜兵部尚书，久未任朝谢。宰相李吉甫自淮南至，复监修国史，与有隙，又以抱病方退，不宜以《贞元实录》上进，故史官皆罢，亦更移散秩。 

    据此，史馆原史官的罢免、新史官的任命都决定于监修国史。按《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和《册府元龟》卷556《国史部· 采撰二》，《德宗实录》已于元和五年（810）十月由裴等撰成奏上， 而且修史诸人各已受赏进秩，因此，此条记载所记李吉甫之事未必属实，但联系李仁实、刘知几修史、入馆的经过，其所反映的由监修国史决定史官任免的情况则应是可信的。刘知几曾对大臣监修国史有所批评，说他们“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注：《史通》卷10，《辨职》。），这也从反面说明史馆修撰人员的引进升降是由监修国史负责的。 

    第二，负责史书编修工作。中宗景龙二年（708）四月， 大臣韦巨源等五人同时担任监修国史，时为史官的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愤然“求罢史职”（注：《唐会要》卷64，《史馆下·史馆杂录下》。），并对此提出严厉批评：“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书，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职；某传某志，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倘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比者伏见明公，每汲汲于劝诱，勤勤于课责，或云‘坟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岁序已淹，何时辍手’。切以纲维不举，而督课徒勤，虽威以刺骨之刑，勖以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注：《史通》卷20，《忤时》。）从刘知几的这几段话来看，对修史原则做出具体的斟酌决断，对修史人员做出适当的分工安排，对修史过程实行有效的监督管理，都在监修国史的职责范围之内，只是景龙年间，监修过多，没有较好地履行上述职责，才招致刘知几的强烈不满和严辞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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