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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前期史学之衰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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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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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发布的诏令和法律，并且规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建言。明永乐年间，颁行《四书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 并指定为生员必读之书，把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与科举制度紧密地结合起来，使 得程朱理学与功名利禄相连，学者文士们只知皓首穷经，奢谈性理，导致了他们对民族 、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和忧患意识的失落。
在以程朱理学为主导的僵化的文化思想笼罩下，宣德间形成了“词气安闲，首尾停稳 ，不尚藻辞，不矜丽句”、所谓有“太平宰相风度”[26](乙集)、专一歌功颂德的台阁 体诗文。这种热衷于追求功名富贵的儒生意识，以及雍容冗沓、四平八稳的审美心理扼杀了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导致了文艺创作的贫乏不振[27]。同时，这也不能不影响到史 学的发展。白寿彝先生认为，当时流行的学风反映出一种虚伪和萎靡不振的积习，“明 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官方提倡的抄袭成书的办法，都跟这种学风有关”[28](P76)。
明代洪武、永乐两朝的“文字狱”使学士文人动辄以文字取祸，严重限制了史学家的创作自由。高启、戴良、张孟坚、林元亮、徐一夔、吕睿、徐元等学者相继惨遭杀害， 更使知识分子们噤若寒蝉，不敢轻易动笔发表自己的见解。宣德以后，文字之狱虽然有 所缓和，但是明初的文化摧残所造成的心灵创伤难以在短期内弥合消解。洪熙、宣德以 后，经过明初的控制与文人士大夫官僚化的过程，明代文化进入了一个寂寞萧条的时期 ，私家撰著非常少见。故商传先生有言：“明初文禁甚严，诸臣只言片纸即可获杀身之 罪，所谓文字之祸，避之不及，私家著述，寥然可寻。”[29](P86)
明开国初期的一段时期内，在王朝更替之际开创意识的鼓舞之下，受到元末学风的影 响，私家史学曾出现过短暂的兴盛，涌现出刘基《皇明翌运录》、宋濂《洪武圣政记》、王祎的《大事记续编》、权衡《庚申外史》、刘辰《国初事迹》等史籍，但经过了昙花一现的兴盛后，私家史籍的撰著就陷入了低潮，延续了近百年之久。
我们看明代永乐至天顺前期的一些私家著述，像永乐年间金幼孜的前、后《北征录》，杨荣的《北征记》，是以扈从大臣的身份，载录跟随永乐皇帝北征蒙古的事迹；宣德 年间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为参与奉使西洋的 << 上一页 [11] [12] [1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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