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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动物及动物图像非图腾的新证据——兼谈华蓥山出土10万年前鸟形骨器化石的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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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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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和中石器时代”（何星亮《半坡鱼纹是图腾标志，还是女阴象征？》，《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何星亮著《中国图腾文化》33—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此前中国罕有发现旧石器中、晚期可以与图腾相联系或比附的考古资料，华蓥山出土这件鸟形骨器化石其年代正是在旧石器中期，考虑到该器当年制作的艰辛和不易（整器雕刻、三个钻孔及打磨工序）和其与图腾理论的吻合，将该器断为原始人的图腾崇拜物无疑是很合适的。但是这种认识面临着一些障碍：其一，作为图腾崇拜物，鸟形骨器可能被原始人置于木柱顶端，竖立于门前、屋项或室内外其它合适的地方（旧石器中期罕有房屋建筑，因此可以考虑推断为洞穴居址的内外）。鸟形器是展翅上飞的形象，因此最合理的竖立方式就是头上尾下。这样一来，钻孔的位置就应该是在尾端而且也应该只需一个以便插入小木柱即可（且不说1厘米深度是否牢靠），而腹部勿需钻孔。按此思路，鸟形骨器显然不能断为图腾崇拜物。其二，作为图腾崇拜物，鸟形骨器也可以考虑为以水平方式置于木柱顶端（仍然是展翅飞翔状），这样就需在腹部位置钻孔以便插入木柱顶端。但是华蓥山出土这件鸟形器腹部的三个钻孔均靠近颈部，无论使用一孔、两孔或三孔，鸟形器均不可能平置于木柱顶端。由于钻孔方向垂直于腹颈部平面（据图片观察），所以鸟形器也不是或不会斜置于木柱顶端。故按此思路，鸟形骨器也不能断为图腾崇拜物。其三，作为图腾崇拜物，鸟形骨器也可能被原始人随身携带（具有护身符的意义），即穿挂于身体某个部位。如果是这样，鸟形骨器上的钻孔应该是腹、背对穿，而且只需一个穿孔即可。按此思路，鸟形骨器也不能断为图腾。其四，旧石器中期的原始人只能披兽皮、穿草裙，甚至身上仅有遮着的一点织物，随身携带的图腾崇拜物一般不会有衣兜之类盛装。但即使考虑有这种可能，鸟形骨器仍不能断为图腾，因为其腹、颈部有三个非常费工费时的钻孔。作为装在衣兜里的图腾崇拜物，它不必要有这三个钻孔；我们探讨鸟形骨器的性质、功能和意义，也必须对三个钻孔给出合理的解释。故鸟形骨器非图腾崇拜物。
华蓥山出土这件鸟形骨器及其上面的三个圆孔到底有什么含义呢？
我国新时器时代各考古学文化普遍见有鸟形刻画、鸟形图像或鸟形器，其中尤以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鸟形图像或鸟形器与华蓥山出土这件鸟形骨器有可比性：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上的鸟纹最初为写实的鸟形象，其后逐渐发展为形似火纹 的三足乌图像，再后来又变为火纹或弧边三角纹外加三个圆点纹图形或弧边三角纹一边加一个圆点的图形（王仁湘《甘青地区新时器时代彩陶图案母题研究》图A、B ，《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这种演化形式说明，当时鸟纹的象征意义与三足乌图象、火纹、弧边三角纹（或加三个圆点，或加一个圆点）的含义应该相同、相近、相似或有紧密联系。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彩陶鸟纹的演变趋势是：早期是带有写意性质的鸟形象但又接近于火纹或弧边三角纹，其后发展为弧边三角纹或镶边的三角纹，再到空心的三角纹（或在空心中央加一个圆点），最后是弧边空心圆点三角纹的三角上再加三个圆点（王仁湘《甘青地区新时器时代彩陶图案母题研究》图三）。马家窑文化中这些鸟纹及其变形图案的含义也应该相同、相近、相似或有紧密联系，而且与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及其各种变形的含义也应该一致。大汶口文化彩陶中多见弧边三角纹（或近于火纹）或上加三个圆点或作镶边再在三角上加三个圆点的图形，它们与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文化彩陶中的类似图形的含义也应该一致，而且都是源于庙底沟类型彩陶图形。良渚文化中常见正面展翅向上飞翔的鸟纹或鸟形器，尤其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藏玉壁上的鸟纹（江松《良渚文化的冠形器》图四，《考古》1994年第4期；杜金鹏《良渚神祗与祭坛》图一一，《考古》1997年第2期）与华蓥山出土鸟形骨器化石形神俱似。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这些鸟形图像及其变形纹饰，实质上都是心宿三星崇拜的产物，是星宿三星的象征物，是其表现和表达方式，是远古人类行用火历、用大火星（心宿二或心宿三星）授时的证据：火纹象征大火星，三足乌、弧边三角纹均是以“三”数指代心宿三星，上加三个圆点也表示心宿三星，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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