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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动物及动物图像非图腾的新证据——兼谈华蓥山出土10万年前鸟形骨器化石的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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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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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个圆点表示中间最明亮的星宿二，而鸟纹即表示火鸟（后来的祝融）非指太阳鸟。史前的三足乌图像不是太阳鸟，太阳鸟之说应是汉代人对古代图像的误读所致（参见拙著《伏羲画卦》）。这种表达方式还见于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中间12道弧形齿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其四周四只首尾相接的凤鸟表示一年四季，每只凤鸟都只有一条腿三爪接近火纹形，而双翅奇小作火纹状，它们都表示心宿三星授时和崇拜（而非太阳鸟），合则表示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图见朱章义、张擎、王芳《金沙：闪耀古蜀国珍宝的辉煌》，《中国文物报》2001年12月19日头版）。金沙出土金器鸟纹及上述史前文化鸟纹用“太阳鸟”都是讲不通的。
根据笔者对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的分析、研究，用象（图像、形象、意象）、数（数量及数量关系）结合的办法来反映和表达当时的科学文化、思想观念、信仰等是一普遍而基本的传承、记载方式，而且在极其广阔的时空内都是如此。如中国境内约自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之初至今都存在和使用这种传承方式：史前时代是原始人最主要和基本的传承方式，夏、商、周逐渐向以文字为主过渡，秦汉以来文字取代了纹饰的地位但仍有典型的器物和图案结构存在如1996年四川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上的设计图案（王先胜《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识读及其重要意义》，《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2期）。至今我们也仍在使用这种传承、表达方式如故宫的形制和其间存在的数量关系（祝勇《宫城：数字里的密码》，《中国文物报》2003年9月12日），如中英街警示钟的设计和寓意（段萍《中英街警示钟的保护与修复》，《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2日），如纪念邓小平诞辰百年“实事求是”宝鼎的设计和寓意（罗安银《“鼎”天立地 匠心独运——世界最大青铜宝鼎诞生纪实》，《广安日报》2004年8月13日），如2004年宝鸡市纪念炎帝典礼，“中华始祖炎帝之位”的牌位高95厘米，象征炎帝“九五之尊”的崇高地位，“牌位宽34厘米，代表着全国34个行政区划单位，覆盖供桌的黄布上印有56颗红星，代表着全国56个民族”（新华社刘鉴、边江《宝鸡 海内外人士祭祀炎帝》，《四川日报》2004年4月5日）等等，其他如“三个代表”、“三山五岳”、“五湖四海”、最近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南京之行是“感念之站”，北京之行是“和解之站”、西安之行是“怀亲之站”、上海之行是“希望之站”等等，都是同一思维和表达方式。当然，“象数”思维和这种传承、记载、表达思想文化的方式并不限于中国，而是遍及全世界、整个人类，尤其是文字产生之前的古代人类。所以根据古代人类传承文化、文明这种思维和表达方式以及上述中国新石器时代鸟形图像及其变形图案的含义，笔者认为华蓥山出土这件鸟形骨器也是心宿三星崇拜的象征，鸟象造型及三个钻孔所象征和表达的意思相同，即都是心宿三星授时、崇拜的反映和象征物。
华蓥山出土鸟形骨器与前述新石器时代鸟形图像年代差距在10万年以上，我们以同样的思路和方法去释读和理解它们，一般而言，这是非常危险的巨大的跳跃，甚至也可能有人以为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嫌。笔者认为，如以“图腾”之类概念来将二者作联系，用前者为“图腾”推断后者为“图腾”或因后者为“图腾”而推断前者为“图腾”（当然实际二者都不是“图腾”），这样做实在是危险的。但是因为是与天文历法、星象观测有关，巨大的时间差距可能不成其为障碍。心宿三星与季节相应的规律是：大火（心宿三星）昏见于东方地平线为春分，昏见于西方地平线为秋分，昏见于南中天为夏至，晨见于南中天为冬至。虽然因岁差关系要确定大火与季节的这种准确对应关系需要对观测到的天象与实际的季节或分至点作一些人为的调整，但大火出没于天穹这种天象是周而复始地循环的，即数千年前古人观测到的大火出没规律、其与季节的对应关系，数万年前的古人能够观测到同样的情形、得到同样的印象和认识，数十万年前、数百万年前的古人同样如此，只要他们有这方面的需要和能力。所以数万年前、数十万年前的原始人与数千年前的原始人观测大火星的出没规律，必然会有若干相同的重合点，只要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一致，就会出现相同、相近或类似的图形、图像，而不依赖于代代相传。可以举例证明这种观点和认识：我国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中发现的墓葬龟甲，其背甲常钻凿连线呈方形（斗形）的四孔，冯时、陆思贤等学者研究认为，古人以龟背、腹甲象征天地，龟背圆形以象北极天盖，上面钻凿连线呈斗形的四孔象征北斗七星的斗魁四星，同时它们也曾作为极星受到古人的崇拜（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录》25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陆思贤、李迪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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