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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动物及动物图像非图腾的新证据——兼谈华蓥山出土10万年前鸟形骨器化石的含义

时间:2009-7-24 13:46:40  来源:不详
的物质文化结合古代文献以及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作一些猜测、推测、比对,实际上“隔着一堵墙”(参见拙稿《利用文献资料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存在的问题》、《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考古学家应严谨对待器物纹饰》、《考古学中器物纹饰研究存在的问题》)。据笔者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的研究,可以判断古人对年周期的认识、十进制的运用、初步的加、减、乘、除知识以及历法的制订至少可以上溯至距今约一万年前,即中国古代文献所说的伏羲时期、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末、新石器时代初。由于旧石器时代尚无陶器,那时的原始人主要而且只能使用木器、石器、骨器,木器无法保存下来,石器上刻划纹饰、图案又极其困难,所以迄今所见旧石器时代刻划很少,只有欧洲发现有较多的旧石器晚期刻纹骨片及洞穴壁画,其他地区罕见。至于旧石器中期的刻划,尤其不容易发现。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旧石器时代人类在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就是一片空白,不能象一些学者根据文化人类学方法、民族学材料得来的认识那样,笼统地认为原始人完全没有数学知识、没有观察和认识事物的能力,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新石器文明、青铜文明会是突然出现的。前述南西伯利亚出土3•5万年前石刻星图以及欧洲旧石器时代艺术尤其是奥瑞纳期(距今32000—26000年前)克罗马侬人的骨刻月历(尤玉柱《旧石器时代的艺术》,《文物天地》1989年第5期)均能说明这一问题,而欧洲旧石器晚期洞穴壁画的艺术价值,其对动物形态观察、描绘之准确为世所公认,仅拉斯高洞穴就有600多幅壁画和大约1500件雕刻作品,学者认为“它们在艺术技艺上完全可以和任何当代美术馆的作品相媲美”(曹兵武《二十世纪的世界考古》,《中国文物报》2000年12月31日)。华蓥山出土10万年前鸟形骨器是否意味着当时的原始人已经认识了数量关系中的“三”或者10以内的数呢?笔者认为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中国旧石器早期文化中普遍发现一种三棱大尖状器,其“器身具有三面和三缘,横断面呈不等边三角形;三个边棱上有交互打击的痕迹”。这种三棱大(小)尖状器在陕西蓝田、大荔,山西共事共事匼河、丁村、西侯度,河南三门峡市等都有发现,尤其西侯度文化遗存的年代达到180万年前(张之恒、黄建秋、吴建民著《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132页、174页、179页、188页)。笔者认为,原始人打制三棱器的历史长达100多万年,这种文化传统必会导致他们对“三”数的认识。当然我们还有更明确的证据:中亚乌兹别克斯坦泰希克•塔希以及格鲁吉亚都曾发现尼安德特人的颅骨,它们的形态特征与里斯——玉木间冰期(从12万年前到8万年前)的欧洲尼人相似。人类学家在泰希克•塔希发现一个尼人儿童的头颅,它“搁置在铺设着山羊骨的地面上,周围是5对原山羊角,垂直排列,尖角朝下,围成冠冕形”(让•沙林著《从猿到人》65页、98页,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9月第1版)。日本琦玉县秩父市小鹿坂遗址曾发现距今约50万年的旧石器人类建筑遗址,同时伴有打制石器出土。该建筑遗址发现的柱穴共10个,深5—10米,分两组,每组5个,大体围成两个圆圈,其直径分别为1.7米和1.3米。此10个柱穴除了南侧柱穴间隔较宽外,其他的间隔基本等距(《世界旧石器考古的奇迹——日本小鹿坂遗址》,《中国文物报》2000年4月19日)。中亚和日本的考古发现证明,原始人对“十”以内自然数的认识可以上溯至旧石器中期,而且二者均为10数五、五相分,正与人的手指、脚趾分配相合,或可认为,人类最早对数的认识以及十进制的起源都应该与人的手指、脚趾相关。
  综上所述,处于旧石器中期的原始人制作华蓥山出土这种鸟形骨器借以表达他们对心宿三星作为季节指示星象的崇拜感情(是否存在巫术行为以祈求狩猎和采集食物的丰收,尚难以断定),既与生存、生活需要相联系,也不存在认识和表达能力方面的障碍(需要强调的是:即使三个钻孔与对“三”数的认识无关,但原始人完全可以把心宿三星及其相对位置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图像来摹写、表现)。
华蓥山出土这件鸟形骨器体形小巧,双翼尖长,尾呈叉状,喙扁而短,正是燕子的形象。为什么将燕子与心宿三星结合在一起表现呢?因为二者都是授时的标杆,尤其是春、秋分到来的“指示仪”。竺可桢曾经描述在长江下游、上海以及山东地区家燕到来时与春分之间的对应关系(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它们对说明和理解鸟形骨器化石及前述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鸟纹及其变形图式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和佐证。简言之,因为燕子和心宿三星几乎是同时在春分时节到来和出现(前者冬迁南方、春天北返,后者在春分到来时,黄昏时升起在东方地平线上),所以燕子成为心宿三星的物象(物候)。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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