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乙未年（1355）四月：左副元帅

　　朱元璋南下滁州，又攻克和州，羽翼渐丰，遭到郭子兴的猜忌。乙未年（1355）初，郭子兴去世，部下归属未定，而龙凤政权恰于此时崛起于北方：“未几，颍汝倡乱者杜遵道、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君，都于亳，召乱雄是其门弟子者从之……召谕造言门弟子孰先后之列？今乱之功孰魁？况孙德崖以滁阳（按：郭子兴）部将，意欲统滁阳之子……张（按：张天祐）自亳归，斋亳州杜遵道文凭，授滁阳王子为都元帅，张为右副，上为左副。”[36]《实录》系于四月，当自有据。《实录》又记“上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37]，则是明朝官方常用的讳言朱元璋归属龙凤政权的饰辞。
　　元朝尚右，所以朱元璋任左副元帅，在全军排行第三。郭子兴在世时为元帅，其下无副元帅，而现在的都元帅，其下有两位副元帅。都元帅之名，是否意味着高于元帅呢？《纪事录》载郭子兴起兵事：“定远县富民郭姓者烧香取众，称亳州制节元帅。”[38]“亳州制节”似证郭子兴隶属杜遵道、刘福通红军。但是，亳州虽然早在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即兵兴当月就被刘福通红军占据 [39]，但此后红军以颍州为中心活动，主要向西、南进攻，偏在东北的亳州成为龙凤政权首都，是三年以后的事。朱元璋回忆说：“元末，民间有造言者，王误中其说，信之甚笃，忽不事业而妄散家财，阴结宾客。至正壬辰，汝、颍兵起，王识天下当变，乃召所结宾客子弟，拔濠梁据之。”[40]可见，朱元璋认为郭子兴乃借机自发起兵，纵有宗教原因，也并不受汝、颍红军指挥 [41]。郭子兴名位在同起四帅之后 [42]，经常互生争端，甚至刀兵相见，占领滁州后郭欲自行称王 [43]，显然各帅之上并无约束仲裁者。刘福通部直到至正十五年（1355）初建立政权，才四出“召乱雄是其门弟子者从之”，查问教门辈分、战功高低，可见此前仅知晓徐、濠义军同属白莲教，而连其首领的相互关系也不明了。可见，濠州红军本与刘福通部无隶属关系，仅仅是各股武装的松散联合体，其“元帅”当系自封。俞本记忆中的“亳州制节”，或为郭子兴部红军于刘福通等势力壮大、建都亳州后所用称呼。
　　元帅之名，当仿自元朝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之制。元朝的宣慰使司，当兵兴之时，兼都元帅府或稍低的元帅府 [44]。至正十二年（1352），元朝“改置（淮西）宣慰司都元帅府于庐州。”[45]此时正当濠州红军起兵。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元朝设立“淮东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统率濠泗义兵万户府，并洪泽等处义兵……置司于泗州天长县”[46]，此时正当朱元璋部下赵德胜于至正十四年（1354）底东掠，次年五月攻克真州 [47]。郭子兴的元帅和龙凤政权的都元帅，无疑是模仿这两处都元帅府而来。郭子兴是和其他四位首领共同起兵的，无人可以统领全军，可能因此均称低于名望稍低的元帅。龙凤政权授予郭子兴余部“都元帅”，虽与过去的“元帅”并无直接关系，却隐含着全军级别有所提高的意味，故得以扩大“元帅”之官的范围。朱元璋正是在这项任命中，摆脱了郭子兴在世时无官可升的窘境，成为全军领袖之一。

　　（二）乙未年（1355）六月：太平兴国翼大元帅

　　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朱元璋等部南渡长江，攻克太平。《实录》载：“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知府事。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诸将奉上为大元帅。上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潘庭坚为帅府教授，汪广洋为帅府令史，以陶安参幕府事，命诸将分守各门，修城浚濠，以固守御。”[48]“诸将奉上”云云，当然也是官方的饰词。
　　朱元璋任太平兴国翼“大元帅”，是否即任都元帅，取代郭子兴之子成为全军首领呢？青山治郎认为，翼元帅府来源于元代宣慰司都元帅府和元帅府，都元帅就是翼元帅府的首领 [49]。此时“三帅虽共府置事，运筹决策皆自上裁……权归于上矣。”朱元璋虽揽实权，名义仍应是低于郭、张的左副元帅，直到十一月郭、张二帅战殁后，朱元璋才“独任元帅府事”[50]。可见“都元帅”府在设立后“太平兴国翼元帅府”仍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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