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吴国公”[102]，明代后期的王世贞所记最为详尽，考为“中书右丞相”而非“平章、右丞相”[103]。潘氏所引省略了勋官和加官，不若钱谦益引《龙凤事迹》和时代较早的王世贞所记准确，“平章、右丞相”又不通，应以“中书右丞相”为准。
按元朝制度，中书右丞相为正一品官、文武臣僚的最高名位，开府仪同三司是正一品六等文散官中的最高一等 [104]，上柱国是正一品勋官，录军国重事是元代后期中书省丞相必带的加衔，太尉、司徒、司空是元朝中期因滥用而被元后期人所轻视的丞相加官，但元代中后期为人所重的太师、太傅、太保等加官，到元末已流为宰相免职后的纯粹荣誉性职位 [105]，虽有刘福通称“刘太保”，却也不一定为群雄所重。张士诚降元，求封王不得，退而求三公，遂得太尉 [106]，可见太尉才是元末最为人看重的宰相加官。总之，朱元璋至此位极人臣，按照模仿元制的龙凤官制，已经无可再升了。
（三）甲辰年（1364）正月：吴王
朱元璋军救出小明王后，赶赴江西，经数月血战消灭陈友谅，确立了在南方乃至全国的霸主地位。甲辰年（1364）正月，“李善长、徐达等奉上为吴王……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左、右相国为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三月，“定大都督府等衙门官制。大都督从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各行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置武德、龙骧……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107]按元制，正一品封爵为王，但只作追封之用，朱元璋生封吴王，无疑突破了龙凤制度。
吴王是正一品封爵，还是完全抛弃旧制的藩王呢？龙凤政权在癸卯年（1363）送给朱元璋大量最高名衔同时，独于封爵一项尚存吝惜，只维持吴国公旧封。现在朱元璋灭陈友谅，再建殊勋，以正一品中书右丞相进封对品王爵，亦不无可能。但是，吴王已经“建百司官属”，中书省取代了江南行省，且文武大臣高踞中书省相国之位。中书省的右丞相之下，不可能再设一个中书省，所以，朱元璋此时定已不再任中书右丞相，而是专称吴王。朱元璋的身份已经是王而不是官，自然拥有任官命职的绝对权力，故可随意任命相国、修订官制，无需皇帝授权。
吴王系自封，还是受封于龙凤政权的皇帝呢？吴王自开中书省、大都督府、诸卫亲军指挥使司，几与皇帝无异。但是，丙午年（1366）朱元璋军总攻张士诚，檄文开头说：“皇帝圣旨，吴王令旨。”[108]可见吴王在正式场合仍奉皇帝名义行事，必系皇帝所封，此时的朱元璋，仍为龙凤政权之一员。
丙午年（1366）十二月，小明王乘船赴应天府，溺亡长江 [109]，龙凤“正朔”遂绝，“丁未至正二十七年，乃小明王龙凤之十三年，改为吴元元年。”[110]一般史料将丁未年（1367）记作“吴元年”，但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即位，《纪事录》记此前三天，甚至所录朱元璋登极诏中，仍作“吴元二年”[111]，可知“吴元元年”并非笔误。无论是貌似正式年号的“吴元”元年还是以国号代年号的“吴”元年，均不脱皇帝生前所封的“吴王”元年之意。吴元年七月间，群臣劝进，仍正式以“殿下”[112]相称，亦为旁证。
但与此同时，朱元璋发布文告的方式却大有改变。吴元年四月颁给官诰，作“奉天承运，吴王圣旨”[113]，八月通过中书省颁旨，作“中书省于吴元年秋八月二十四日钦奉吴王令旨”[114]。王世贞抄录朱元璋军出征北伐时的命令：“吴王圣旨：命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徐达做总兵、征虏大将军……前去征取中原等处城池……吴元年十月□□日。”[115]作者或点校者编排各条诏令时，多有顺序颠倒错乱处。此日期之前共三段，第一段为处理淮东军事，显系乙巳年（1365）事，第二段为处理山东事务，显系北伐军出发之后事，只有第三段即上引内容当属此日期。观诸命令日期，可知此“吴王圣旨”乃始于吴元年。“吴王圣旨”虽保留“王”之名号，“圣旨”一词却意味着朱元璋至少代理皇帝名义。
朱元璋封吴王建中书省之初，文官之首李善长任右相国，武官之首徐达任左相国，仍按元制和龙凤制度，以右为上。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改官制尚右为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左相国为右相国。余官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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