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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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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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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当时宗教身份判定的种种复杂因素。同时也夸大了教义上的立场和偏好对对佛教内部的派别身份的决定作用。按照这个思路，一位僧侣不会和那些奉行不同教义的僧侣团体有密切的联系。而“大乘的信徒”所从事的工作也只能是为提倡大乘的目服务的。[10]这种分法亦使学者认定如果一位外国僧侣在中土参与了任何翻译活动的话，那么他所翻译的经文代表着其学说偏好和所属派别。这些假设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域外僧人的活动都服从并受限于他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土知识界的风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赞助以及其他物质方面的条件和他本土的宗教传统、他个人的倾向一样，都对他加入哪个僧侣集团、翻译什么经文产生影响。
和上面这种误解有关的另一种看法，是认为鸠摩罗什所引介的大乘经典，特别是中观派的论著代表了当时域外最先进的佛教理论，正是由于这些经典所包涵的思想对中土的佛徒来说太过超前了，所以使得这些经典一开始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一些在义理上较为“浅显”的著作，比如像小乘说一切有部的阿毘昙，和被当作是向“真正”的大乘空观过渡的著作《成实论》却得以在鸠摩罗什身后的两个世纪内广泛流行。这个意见也是很片面的。现代学者眼中所谓的义理的深浅往往是极为武断的。这种意见一方面也是受了中国佛教界的一些长期形成的偏见的影响。事实上如果我们从中国中古时代佛教寺院的知识系统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那么就会发现那时的佛教僧人并不会只会因为一部经书的教义玄奥与否而接受或排斥它。他们的选择往往更多取决于这些经典是否能为解决寺院内部知识和教育体系的迫切需要提供帮助。无论他们所持的教义上的终极立场为何，有些经典之所以会被他们广泛接受主要还是因为这些经典在域外就已经成了佛教义学传统的核心部分。《成实论》和阿毘昙在五、六世纪的盛行原因很多，需要另外进行专门的分析。但我认为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学术体系形成过程中有对寺院成员掌握系统性的名相知识的要求。比如像道安慧远这样的佛教领袖之所以倡导对《阿毘昙》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为了使对佛教经义概念的阐释能从“格义”和玄学的影响下独立出来。[11]《成实论》也被许多南北朝的僧人视为大乘的阿毘昙。[12] 就像禅法和戒律一样，这种知识在当时成为寺院成员宗教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我们不能假定说，域外僧人所带来的经典和学说就一定是当时在域外最先进或最流行的学问。情况常常是相反的。近年来，比较多的西方的佛教研究者已经开始对早期研究中存在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批评这一观点将大乘运动的发展从印度和中亚的宗教社会环境中抽离出来观察，不顾大乘的僧侣和他们所属的寺院系统有紧密的关系这一情况，而大乘本身也是一个发展中的观念。[13]有些人特别强调说，由于中土佛教僧人所具有强烈的排斥异己的护教心里，中土的佛教史学著作的价值很成问题。大小乘在教派分野的描述中的对立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古代佛教史乘推波助澜所致。[14] 这些批评意见虽然很有价值，但也往往低估了在特定条件下中国中古时代佛教史家可以具有的洞察力。正如我们不能不加思索地接受中国中古时代有关佛教史的论述，我们也不能不加分析地就认为中古时代的佛教史家都只是在作某种宗教宣传。
另外在鸠摩罗什这一个案中，作为一位极其重要的翻译者和倡导大乘教义的关键人物，鸠摩罗什的这种声望令现代的学术界长久以来对他的译著和其他活动对中国佛教所产生的影响更感兴趣。因为过于强调他在中国佛教史上作为知识的“给予者”这一角色，学者们往往假设鸠摩罗什的权威在其有生之年未受到任何挑战。这种纯粹从中国佛教发展的角度所做的前瞻性审视（forward-looking）反而使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鸠摩罗什同时也是作为一个独特而重要的佛教传统的接受者。对于与此传统相联系的整个佛教团体而言，他只是其中的一员。近年来对印度和中亚佛教以及佛教寺院主义（monasticism）和知识主义（scholasticism）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将有助于我们辨识那些以前未受重视的鸠摩罗什传记中的叙述细节。从而使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鸠摩罗什与他以前所属的僧侣集团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而中古的佛教僧侣史家又是如何来认识印度中亚的佛教世界的。
二 鸠摩罗什的传记资料
留存至今的有关鸠摩罗什的传记总共有三篇。其中两篇出自佛教僧侣史家之手。一是由僧祐（445-518）所撰，收入其所编的《出三藏记集》, 二是由慧皎（497-554）所撰，收入其《高僧传》。[15]第三篇是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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