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給鹅腊一双，粳米面各三斗，酥六升，此外国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弥十人，营视扫洒，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

而且他的高贵身份似乎也依然受到关注。例如在沙勒，一位名叫喜见的沙门就建议该国国王邀请这位年轻的僧人到宫中来，升座讲经。理由是这样做“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恥其不逮，必見勉強。二龜茲王必謂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交好。”[40] 可见部分原因就是由罗什于身份特殊，所以善待他则可获得外交的好处。但是僧祐和慧皎告诉读者说，鸠摩罗什所获得的这么多赞誉导致了他的某种高傲，也在他和周围的佛教僧团的成员之间造成某种裂痕。而就在他智慧博学之盛名在罽宾西域一带远播之时，他的行为也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僧祐与慧皎在叙事中都将鸠摩罗什由于对小乘经文的精通而得到的广泛尊崇和他因对佛教规范的漠视所受到的批评做平行处理，并相对照。比如说他“性率达，不砺小检，修行者颇非之”。这就对罗什个性中的缺陷的展露作了预告。这种缺陷中最首要的就是他在性方面的随意。
　　就智慧学问和修行之间的种种紧张关系而言，如果我们再把看僧祐和慧皎对鸠摩罗什的一位老师佛陀耶舍（Buddhayaśas）的描写和罗什传对照，那么就又可以找到解释的线索.[41] 在僧祐与慧皎笔下，佛陀耶舍的生平除了出生没那么神奇外，与鸠摩罗什可以说十分的相像。佛陀耶舍也是少年就博闻强记，年十九就“诵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但却“性度简傲，颇以知见自处，谓少堪己师者，故不为诸僧所重。”[42] 僧祐和慧皎的记载相当明确地告诉我们，佛陀耶舍是最早向鸠摩罗什宣讲大乘教义的人之一。[43]同时，两人相互影响，结下了深厚友情。而当鸠摩罗什破色戒的消息传开后，佛陀耶舍也是唯一公开对他表示同情的人。由此种种，佛陀耶舍的传记几乎可作为鸠摩罗什传记之补充。所以我们很有理由推测僧祐和慧皎之所以选择对佛陀耶舍塑造成为这样一个精神自由而不拘小节的僧人，就是为了暗示谁是鸠摩罗什在真实生活中的榜样（role-model），并通过这种暗示来对他日后何以会形成那种有名的个性提供部分解答。无论如何，这种描写都凸显了这两位佛教史家自身对“智慧在宗教生活中所起作用”这一问题所持有的复杂而甚至暧昧的态度。

五 鸠摩罗什与中亚的佛教僧团

　　慧皎的传记对鸠摩罗什之宗教传承谱系的介绍比所有其他在他笔下出现的域外僧人都要详尽。他写的传记中包括像卑摩罗叉（Vimalākṣa 无垢眼)这样做过鸠摩罗什老师的人物和诸多后来到长安和罗什合作的域外僧人，使得鸠摩罗什的佛教背景显得更为可信。而在这些叙述中，有一个透露出来的层面没有引起现代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但这个层面却对我们了解当时佛教世界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中土僧人对这种现状的把握很有帮助。那就是鸠摩罗什和中亚佛教僧团之间的复杂情结。从历史上看，鸠摩罗什当然是在一个部派佛教、尤其是说一切有部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来自于有部的教育可以说是名门正派。相比之下，他所接受的大乘学说倒有点“教外别传”的味道。中古佛教僧侣史家，包括慧皎在内，都很正确地指出：鸠摩罗什出身的龟兹国，流行的一直是说一切有部的教义；而在罽宾，说一切有部的教义更是居于正统（Orthodoxy）。[44]慧皎特别提到说，罗什在六岁时（即在龟兹出家前）所学习了第一部佛教的经典就是说一切有部大师迦旃延子（Kātyāyanīputra）的《毘昙》——即《阿毗达磨发智论》（Jñānaprasthāna）。[45]尽管现代的研究者总是强调鸠摩罗什和龟兹的关联，但僧祐慧皎这些给他写传的中古僧人却很明白地说：在佛学上对罗什影响最多，渊源最深的，其实是罽宾说一切有部的僧团。正是在罽宾，他遇到了大师盘头达多（Bandhudatta），从而在其指导下学习了说一切有部的三藏。他在长安的最后岁月里，从罽宾说一切有部出身的不少僧人都参加了他的译场，与他合力翻译出各种经文。这些僧人包括了弗若多罗（Puṇyatāra 功德华)，昙摩流支（Dharmaruci 法乐)，卑摩罗叉，佛陀耶舍，佛驮跋陀罗（Buddhabhadra 觉贤或佛贤)，以及昙摩耶舍（Dharmayaśas 法明)。[46]所以鸠摩罗什与说一切有部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说是他宗教生活的主要方面之一。他和有部的关系，其实不仅是在知识的层面，更在宗教实践的层面。也就是说，对于鸠摩罗什来说，有部的僧团就是佛教生活方式的具体显现。即便他日后信奉大乘特别是中观的学说，以有部为代表的这种寺院主义和经院哲学的组合是鸠摩罗什自身知识系统和心理结构形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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