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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之二)

时间:2009-7-24 13:46:58  来源:不详
不待秋期,即以六月悉众入寇,大掠山西,南及平阳,东及潞沁,悉如天爵语。每攻克村堡,屠戮极惨,辄以执杀天爵等为辞云。”(注:《明世宗实录》卷262,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戊辰条。)
    嘉靖二十五年(1546)五月,在石天爵事件过去四年之后,俺答汗第三次向明朝提出了通贡的请求。实录谓:“虏酋俺答阿不孩遣夷使堡儿塞等三人款大同左卫塞求贡。虏自二十年石天爵诛后,信使遂绝。是岁玉林卫百户杨威为零骑所掠,驱之种艺,虏乃为威言:节年入抢,为中国害虽大,在虏亦鲜利,且言求贡市不可得。威自诡能集事,虏乃归威及同掠者数人,令先传意中国,然后令堡儿塞等款双庙山墩投番文,言俺答选有白骆驼九头、白马九匹、白牛九只,及金银锅各一,求进贡讲和,自后民种田塞内,虏牧马塞外,各守信誓,不许出入行窃,大段如曩时石天爵所称者。墩卒纳之,会总兵官巡边家丁董宝等狃石天爵前事,遂杀三人者,以首功报。”(注:《明世宗实录》卷311,嘉靖二十五年五月戊辰条。) 这是又一次杀使绝贡的事件。前次是政府官员因杀使绝贡而受升赏,遂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这次只是个总兵官的家丁,竟有如此胆量敢于杀使冒功,这定将引发蒙古军新的一番大规模入掠,明朝边事之坏于此可见一斑。
    使臣被杀后,俺答汗又发动了一番入边抢掠。但是到了七月里,他又通过宣大总督翁万达递上有印番文一纸,且言欲自到边陈款,第四次提出了通贡的请求。这充分表明俺答汗打开通贡之门的决心。翁万达作为一名边防官吏和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为此向世宗建议说:“秋期已届,草茂马壮,正彼狂逞之时,乃遣使求通,虽已被杀,犹屡请不已。或谓虏性贪利,入寇则利在部落,通贡则利在酋长,即其所请之急,意在利吾赏赐耳。使处之当而不拂其情,虏众虽狂,或可抚定;不为之处,则旦夕之变,不无可虞;处之少迟,则机会毫发之间,恐又难待。万一词涉不逊,亦当姑示羁縻,以观其动而随机应之,不宜遽尔竣拒也。”这位嘉靖年间最为干练的边臣分析得非常有道理,提出的办法也切实可行,但是它又被明廷否决了。兵科给事中徐自得“极言虏不可信,所请未可允。部复亦以科臣之言为然”。事情几经周折,嘉靖帝再次否决了俺答汗通贡之请:“上曰:‘虏氛甚恶,其令万达申令所辖诸将,整兵严备,相机出塞剿杀。辽东、陕西俱令严兵待战,京营人马俟蓟镇再有警报启行。’”虽然再次遭到拒绝,但俺答汗仍一意求贡,“自冬涉春,虏使益复络绎款塞,边臣聊以好言答之,而已不敢闻也”。(注:《明世宗实录》卷313,嘉靖二十五年七月戊辰条。)
    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俺答汗又派出“夷使李天爵赍番文至”,第五次提出通贡之请,并且恳切地对明廷边臣转述俺答的话说:“其先祖父俱进贡,今虏中大神言:羊年利于取和。俺答会集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四大头目商议:求贡若准,彼进黑头白马一匹、白骆驼七只、骟马三千匹,求朝廷白段一匹与大神褂袍麒麟蟒段等件,各头目穿用。边内种田,边外牧马,夷汉不相害,东起辽东,西至甘凉,俱不入犯。今与中国约:若达子入边墙作贼,中国执以付彼,彼尽夺其人所蓄马,以偿中国,不服则杀之;若汉人出草地作贼,彼执以付中国治罪,不服亦杀之;永远为好,递年一二次入贡。若太师每许代奏,即传谕部落,禁其生事云。”平心而论,俺答汗在这里就通贡之事表示了极为诚恳的态度,如果明廷君臣能够从边防安定、民族友好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话,理应对此做出积极反应。倒是身为明朝边臣的总督翁万达、巡抚詹荣、总兵周尚文为之感动,因而上疏世宗说:“虏自冬春来,游骑信使款塞求贡不下数十余次,词颇恭顺。”他们告诉世宗,已经责令蒙古使臣回营“责取印信封诰,期以今秋西不犯延、宁、甘、固,东不犯蓟、辽以取信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如果蒙古履约而我们再拒绝其通贡的话,“则彼之构怨可待,而其鼓众也有词,其报我也必专而力”。他们提请世宗,不必囿于蒙古是否变诈,“彼之诈而中变焉,则虏负不义之名。而举无名之寇,其为患亦终弱”。如果顾虑蒙古借入贡之机窥伺中国,“则当伏机而审待之。或限之以地,受方物于边城之外;或限之以人,质其亲族头目百十人于镇城;或限之以时,俟逾秋及冬然后颁赏。如是,则虏诚也固在吾羁縻之中,诈也亦得免冲决之害矣。夫不揆理之曲直,事之利害,以虏求贡为决不可许者,非虞祸者也。以虏之纳贡为足恃,而懈其防闲,一任所请者,非量敌者也。臣等夙夜兢兢,敢不熟思审处,幸惟庙谟速决,俾边臣得从事焉。”从翁万达等人的建议来看,他们的思虑与设计是很严密的,考虑了各种可能的情况,预计了防备的措施,当权者如果从实际出发,应该认真考虑,采纳。可是结果十分令人遗憾,嘉靖帝的旨意是:“黠虏节年寇边,罪逆深重。边臣未能除凶报国,乃敢听信求贡诡言,辄骋浮词,代为闻奏,殊为渎罔。其令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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