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明蒙之间的朝贡体制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一种交往关系，是将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两大体系组织成互补型依存关系的一种体制。如果对整个明蒙朝贡体制的运行作一鸟瞰的话，可以发现：从成祖时期开始的朝贡体制由于瓦剌部的强盛而在英宗时期形成一个高峰阶段，至宪宗成化、孝宗弘治时期仍继续运行，但因鞑靼各部的互争雄长呈现不稳定状态，武宗正德年间至世宗嘉靖初年开始中断，以后由于明世宗采取了“绝贡”政策而处于断裂地带，到穆宗隆庆五年（1571）实现“俺答封贡”，明蒙之间的朝贡体制重新进入了正常化。从这一视角看，明世宗时期对蒙古本部采取的这种“绝贡”政策，是违背历史大势的非常有害的错误政策。
    首先，“绝贡”政策违背了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互通有无、互相补充的历史规律，人为地割断了两大体系间的正常交往，遂致双方冲突不断。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生活于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与生活于中原地区的农业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割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单一的、粗放的游牧经济本身有其与生俱来的缺陷，它必须和农业民族进行交换，即北方的游牧民族需要以中原地区为市场，销售其畜牧业产品及狩猎所得的兽皮等，从中原换回其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各种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及其他生活用品。中原农业民族也需要游牧民族的马匹牛羊等以补充自己的不足，需要向草原地带销售自己的丝绸、布帛、陶瓷等产品，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为了保证北方边境的安全，更需要对北方游牧民族进行羁縻和笼络。这种互通有无、互相补充即是俺答汗多次强调的能够使“汉达两利”的互补型交往。游牧民族具有天然的军事性和攻击性，他们能通过朝贡而对中原王朝表示一种政治上的臣服，对中原王朝消弭边患是只有好处而无坏处的事。中原王朝接受游牧民族的朝贡，通过对朝贡者给予优厚的“赏赐”以及互市而使其获得经济上的利益，由此而形成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以“朝贡体制”为基础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绝贡”政策却阻断了这种正常交往，破坏了自永乐以来正常运行的朝贡体制，游牧民族用和平的手段得不到必须的补充，俺答汗“既羞且怒”，转而用武力进行抢掠，遂使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关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致使农牧文化冲突加剧，双方战争不断。
其次，“绝贡”政策给嘉靖时期的明蒙关系造成了直接的危害，制约了明代历史的发展。
    从明朝方面来看，这一政策给北部边防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仅嘉靖十九年（1540）、二十年（1541）、二十一年（1542）蒙古军的三次大规模内犯山西，就“杀掠百万”，明朝为进行抵御而耗“费帑金六百万”，（注：支大伦：《皇明永陵编年信史》卷3，明刊本。） 农业民族的生命财产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明廷国力遭到了极大的消耗和削弱，对其历史发展的阻滞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从蒙古族方面看，由于明廷采取的“绝贡”政策阻断了蒙古高原与中原内地的正常经济往来，同时又在北边防线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给蒙古族也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一方面是经济生活受到影响，经常处于窘迫的困境。如因得不到中原的纺织品，导致衣着的困难，俺答曾谈到当时的蒙古人“衣用全无”之情景，痛感“毡裘不奈夏热，段布难得”，（注：《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玄览堂丛书》本，第1页。） 所以要和内地进行交换；因缺少铁锅而造成饮食上的困难，互相借锅煮食成为经常的事情，至有“生锅破坏，百计补漏用之，不得已至以皮贮水煮肉为食”的情况。（注：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317，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 另一方面是蒙古族为了经济的需求被阻断而不断兴兵入掠，由此而造成人马大量的伤亡，而明朝方面发动的以攻为守的“捣巢”、“赶马”，亦令蒙古族不胜其苦。王崇古对此有十分生动的描述，他说：“虏虽尝纠众而深入狂逞，天即降罚，而人畜死亡。即如隆庆元年，老把都、土蛮纠犯冀东，则棒椎岩千骑，一昔落岩尽死。俺酋父子深犯石州，则人马道死数万。臣自抚夏督原凡七载，每督陕西、延、宁各镇官兵出边捣巢，节年共斩首千余级。其陕西四镇，五年之间，斩获虏首通计三千有余。”（注：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317，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 战争这柄双刃剑，同样也给蒙古族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就连俺答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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