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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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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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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也承认，连年入边“虽尝抢掠些须，人马常被杀伤”，（注：《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玄览堂丛书》本，第1页。） 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对于明世宗时期的这种对蒙“绝贡”政策，尤其是两次“杀使绝贡”，明朝当时的有识之士就已提出严肃的批评。如第一次的杀石天爵，杨守谦就愤然批评道：“兵交，使在其间，况求贡乎！杀一天爵何武？借曰不许，亦当善其词。乃购斩之，此何理也？横挑强胡，涂炭百万，至今无一人知其非者。今之以贡为疑，必曰宋以和议误国，不知此贡也，非和也。九夷八蛮皆许其贡，何独北虏而绝之？”（注：《国榷》卷57，世宗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戊辰条杨守谦曰，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627页。） 杨守谦的批评是非常有见地的，一则说中了杀使绝贡的错误和危害，“横挑强胡，涂炭百万”；二则说中了其对朝贡体制的破坏，即“九夷八蛮皆许其贡，何独北虏而绝之？”第二次的杀堡儿塞等三人，以兵部侍郎身份总督宣大的翁万达上奏世宗说：“北虏在弘治前岁入贡，于时疆圉稍宁。自宣府虞台岭之战，我师覆没，自是虏轻中国，贡道不通，侵犯日棘，盖已四十余年矣。嘉靖壬辰（十一年），小王子复自致书求献方物，竟疑沮中止。迩年石天爵之事，彼以好来，所当善应，始既漫然答之，终复诈诱斩之，大失夷心，横挑巨衅。臣尝痛恨当时边臣之失计，乃今彼酋复遣使扣边，卑词求贡，虽夷情诡秘，反复叵测，在我当谨备之而已。王者之待夷狄，来则勿拒。至于权时施宜，察形行间，又兵家所以收全胜者，讵容脱误，致有后艰。而董宝等么麽贱卒，乃敢玩法贪功，戕彼信使，臣心刺缪，曷知所云？夷狄虽犬羊，其性固能辨曲直，其喜怒亦犹人也。今归我汉人，遣彼族类，执物示信，恳托墩军为其通款。借曰不许，犹当善其词说遣之，乃既置夷于墩台，纳归人于境内，又从诱而杀之，此何理也？曲既在我，必且愤怒恣睢，弯弓报怨，将来纵有畏慕威德诚心，亦必疑虑回皇，重以今日之事为戒矣。宝等滔天之恶，真不容诛，请亟正法典，榜之塞上，明告虏酋以朝廷之意，以预解其蓄怒构兵之谋，即不可解，臣等相度机宜，按兵待战，尽所能为已耳。”（注：《明世宗实录》卷311，嘉靖二十五年五月戊辰条。） 翁万达的奏疏，将杀使绝贡的错误和危害分析得十分透彻，其中隐含着对世宗错误决策的深刻批评，而他所提出的善后措施也很符合实际。但是他的建议却未被采纳，“兵部竟议贷罪，第严兵备之。报可”。（注：《国榷》卷58，嘉靖二十五年五月戊辰条，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689页。）
那么，明廷为何如此顽固地拒绝蒙古族的通贡请求呢？从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根源主要在明世宗身上。
首先，世宗头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轻视蒙古族及北方民族的思想。从前面所引史料中“丑虏”、“虏氛甚恶”、“黠虏节年寇边，罪逆深重”、“求贡诡言”等等话语中我们不难体察到这种思想在作祟。如果从更深层次说，这还与自古以来“贵中华、贱夷狄”的偏激思想有关，是这种思想的恶劣张扬，因此世宗才屡屡严旨拒绝俺答汗的通贡请求，严厉斥责边臣允许与蒙古族通贡互市的建议，因而使得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加剧，长城内外刀光剑影，战争不断。
其次，和世宗这种偏激思想相伴随的，是其性格上的刚愎自用、喜怒无常，再加上迷信道教的斋醮、一意修玄的宗教心理作祟，因而导致对蒙古族的政策反复无常。如他在禁中设醮，希图用“压虏符”的巫术打退蒙古族的进攻，王世贞的《西苑宫词》载：“侍女俱传压虏符，猫为铁骑鼠为胡。扫搘一搏君王喜，八宝金钱碗地铺。”（注：饶智元：《明宫杂咏四百七十三首》注，见《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页。）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这压虏符中代表明朝军队的猫获胜了，遂使世宗对曾铣收复河套的建议产生了信心，因而给予支持，可是当严嵩以此作为倾陷夏言的砝码时，世宗则忽然翻脸，遂有曾铣、夏言之死。当嘉靖三十年（1551）马市举行之后，由于世宗本就对马市心存疑虑，再加上严嵩为了与仇鸾争宠而力主马市当绝，遂使嘉靖年间的马市仅成昙花一现，在当年九月就被关闭了，而且世宗下严旨：有敢再请开放马市者处死，明蒙双方便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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