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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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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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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申饬镇巡诸臣，协心殚力，通事人役违法启衅者，处以重典。”（注：《明世宗实录》卷323，嘉靖二十六年四月己酉条。） 明世宗再次堵死了通向边疆民族和平之路。
明廷之所以出此下策，有史家认为：“盖是时陕西有复套之议，将督兵出塞，当事者主之，故力绌贡议尔。”（注：《明世宗实录》卷323，嘉靖二十六年四月己酉条。） 谈迁更明确地说：“盖夏言主复套，故力诎其说。”（注：《国榷》卷59，世宗嘉靖二十六年四月己酉条。） 如此看来，似乎拒绝贡市是当时内阁首辅夏言的责任，但从历史实际来看绝非如此，从后来的史实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嘉靖二十七年（1548）三月，夏言已经被罢了官，曾铣也被杀了头，朝廷中无人再敢提起复套之事。于是翁万达再次提出俺答汗的通贡之请：“俺答诸酋以求贡不遂，既耻且愤，声将纠众聚兵，待时一举。即今扑捉墩军，狂某渐逞。而归人供报，诸酋犹以祈贡为言，令之转达。边臣职在封疆，奉有严旨，计惟战守，岂敢仍复轻听。但兵家之事，必揆彼己、度利害。虏虽强盛，我兵据险，即数万之众，支持亦易。第恐黠虏匪茹，连犬羊数十万，肆其暴悍，则非墙堑兵力所可抵耳。伏乞庙谟从长速断，俾边臣得以便宜从事。”翁万达之所以重提俺答求贡之事，意在敦促世宗在通贡问题上做出决策。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朕以边圉重寄付万达等，自宜并力防御，胡乃屡以求贡为言？其令遵守前旨，一意拒绝，严加提备，违误者重治不贷。”（注：《明世宗实录》卷334，嘉靖二十七年三月辛丑条。） 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俺答汗仍不放弃通贡的要求，但他不再派遣使者，而是拥众到明朝军营外，“束书矢端，射入军营中”，同时又利用被掠放回的人传言：“以求贡不得，故屡抢。许贡，当约束部落不犯边。否则秋且复入，过关抢京辅。”翁万达在边防前线得到这个消息，赶紧上奏给世宗，世宗则回答说：“求贡诡言，屡诏阻隔，边臣不能遵奉，辄为奏渎，故不问。万达等务慎防守，毋致疏虞。其有家丁通事人等私通启衅者，廉实以闻，重治之。”（注：《明世宗实录》卷347，嘉靖二十八年四月丁巳条。） 从这里可以看到，正是嘉靖皇帝本人，以其偏狭、刚愎的性格，顽固地拒绝和蒙古通贡互市，以至从嘉靖十一年（1532）以后，整个北边防线上一直是刀光剑影，战争不断，劳动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后终于酿成明代北部边防危机的第二次高潮，导致京城被围的“庚戌之变”。
实际上，明代的蒙古族自从脱古思帖木儿败亡之后，已经没有一个部落首领再有雄心以规取中原为己任而要兴兵南下。正统年间的“土木之变”，也先全无夺取明帝皇位的设想和准备，其对北京的攻击亦不过是一种要挟。俺答汗所发动的“庚戌之变”也是如此，目的在于以武力迫使明朝允许通贡，因而对京城并未发动进攻，而只是在京郊进行抢掠。这一点确实被大学士严嵩看准了，因此他一意避战，当兵部尚书丁汝夔向他问计时，他的答复是：“塞上败或可掩也，失利辇下，帝无不知，谁执其咎？寇饱自扬去耳。”（注：《明史》卷204《丁汝夔传》。） 而俺答汗在抢掠京辅的时候，其最终目的仍是要打开通贡之门，他自己的使者屡被杀戮，不能再派自己的人，于是在攻掠通州时，将湖渠马房的太监杨增俘获，当兵临北京城下时，就将杨增放回，让他“持番书入城求贡”。（注：《明世宗实录》卷364，嘉靖二十八年八月壬午条。） 其番书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详考，但据《万历武功录》载：“俺答果为慢书，附曩所卤中贵人杨增以进，曰：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我岁一虔而郭。”（注：《万历武功录》卷7《中三边一·俺答列传上》。） 以此所见，要求通贡仍是俺答汗的本意所在。根据蒙古史料所载，这个杨增后来就成为明蒙双方沟通的使者，《阿勒坦汗传》称：“其后汉国大明汗慑于普尊阿勒坦汗之威名，派来名为杨兀札克之人，谓：‘相互为害不能杀绝斩尽，故不如和好往来买卖通贡。’派名为阿都兀齐者偕同来使前往，将大军撤至墙外开始会谈，以三万户分别进兵逼和，取得极多田赋之后而回还。”（注：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第50—51页，阿都兀齐明人称作“丫头智”。）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在俺答汗耀兵京郊期间，明蒙之间经过使者往还，达成了撤兵至长城以外开始会谈的协议，这也正是徐阶为世宗所定的计策，因此俺答汗才解除对北京的围困。事后双方达成了于嘉靖三十年（1551）开设马市的协议，于是有嘉靖时期昙花一现的马市，这是俺答汗用武力逼迫的结果。正因为明朝君臣对马市了无诚心，而达成了协议又不得不履行，所以马市只进行了不过一年，明廷就借口蒙古贪得无厌，互市后还继续犯边，而将马市关闭了。自此以后直到嘉靖末年，明朝的北方边界线又进入了战争状态，农牧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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