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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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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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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陷入战争阴云的笼罩之中。
另外，关于嘉靖年间的对蒙“绝贡”政策，当时的内阁统治集团也不能辞其咎，除夏言外，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严嵩。当他与夏言争斗时，河套问题成为他制死夏言、曾铣的砝码；当他与仇鸾争斗时，关闭马市、鼓动世宗命仇鸾率师出塞“制虏”，又成为他制服仇鸾的手段。正是由于统治集团最高层的互相倾轧，使得明廷在对待俺答汗求贡的问题上了无成算，而严嵩专权所造成的政治腐败与混乱，更使得明朝廷的对蒙政策难有符合历史实际的抉择，嘉靖后期的“桃松寨事件”就是明证。因此，嘉靖时期北边危机之难以解决，也就是必然的了。
再者，明朝中央政府内外弥漫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将允许通贡与宋代的以和议误国相提并论，也使政府上下形成了强烈的反对舆论，影响着明廷的正确决策。如前述的兵科给事中徐自得，最有代表性的则是名臣杨继盛对嘉靖三十年（1551）开马市的强烈反对。然这其中亦有区别，凡是身任边防督抚、前敌将领者，均对通贡持赞同态度，如前面谈到的唐龙、史道、翁万达、周尚文等。而身为中央各部之各级官僚，则多对此持否定态度。这其中的因素很复杂，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最后需要谈到的一点就是，明世宗对蒙古族采取的“绝贡”政策，给他的后继者明穆宗和高拱、张居正君臣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反面教材，隆庆君臣正是总结了嘉靖年间对蒙政策的失误，对其所造成的危害有了深刻的认识，因而才能纠正弊端，抓住历史的机遇，遂有隆庆年间“俺答封贡”的实现。（注：参见拙文：《论明穆宗时期实现“俺答封贡”的历史条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此诚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上一页 [1] [2] [3] [4] [5]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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