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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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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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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第169—177页。）。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地图学史研究的社会政治视角和文化视角。
在有关中国地理学的研究中，李约瑟先生虽把制图学作为其论述的核心，由于他的目标是比较中国古代地理学与西方地理学的发展，自然以主流的科学认识层次上的制图学作为论述的对象，因此在这一巨著里也还没有讨论大量的方志地图。国内有关地方志地图的论述主要关注于地图绘制自身的技术性问题以及文献学意义的讨论，如曹婉如《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严州图经〉》（注：曹婉如：《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严州图经〉》，《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3卷第4期（1994），第374—382页。），阙维民《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注：阙维民：《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5卷第4期（1996），第334—342页。），苏品红《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注：苏品红：《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载《文献》2003年第3期，第267—284页。）等。国外相关的研究则比较注重于社会政治和文化。如上述芝加哥大学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地图学史著作《地图学史》，在其第二卷第三部《东亚南亚传统制图学》即专门讨论了中国古代方志地图与地方文化的关系。美国明史专家范德（Edward L. Farmer）《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一文同样从帝国权力与文化建构的角度对明代方志地图与地方文化的关系做了诠释。他认为：方志提供的地方图景显然已被学者们和下令刊行方志的官员们的关注点、预设和价值观所涂抹，所以我们在其中发现许多一致因素，这些共同点向我们暗示作者们急于在更宠伟的明朝方略中为自己的地区要求一席之地（注：（美）范德（Edward L Farmer）著，吴莉苇译：《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他的这一视角虽然有助于从帝国整体的文化与权力建构的高度把握明代的方志插图研究，然而这种研究视角，在试图提供新的历史解释方面，主要局限在国家—文化—权力这一模式之内，与传统的政治史相比只是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案例和较多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没有提供丰富多彩的历史认识，而且无意中概念化了文化的政治权力色彩。从国家、地方、权力与文化角度出发的社会史研究模式往往容易走入这一困境。
地图和图形作为一种地理陈述，与其他地理陈述形式如地理志、地方志、诗文等一样，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多样的主观意向所呈现的不同的地理知识。因为谁要想表述一个地区或者一种现象，就必须象艺术家一样在头脑中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图象：并且必须象艺术家有能力把他所看到的东西用手表现出来一样，地理学家也必须能够把思想上存在的图象用文字或者用画笔在地图上表述出来（注：（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王兰生译：《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13页。关于地理学中地理研究工作的表述形式，赫特纳在该书第五编“地图与图片”，第六编“文字表述”有十分详细经典的论述。）。这种地图形式的地理陈述，它在被绘制出来的过程中，融入了绘制者的视觉、感受和历史性观念。它作为一种陈述，并不一定与实际空间重叠和等同，毕竟它是人们对意识中的空间的复述（注：有关地图叙述与社会思想之间关系的论述参阅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第111—113页；《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0—379页。）。它反映了绘图者、编绘者对当时当地的生活空间的感知和创作时代的社会需求，是地图陈述者的地理空间认知和空间意向的呈现（注：李孝聪：《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读书》1997年，第7期，第140—144页。）。这些主观意向与意图往往集中体现在与地图编绘有关的陈述中，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对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这一侧面的把握，为进一步理解方志地图在地理学史中的地位和意义提供新的思路。为此，以现刊天一阁明代方志为基础（凡现刊天一阁方志皆不再注明版本），对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作一初步的个案分析。
一 明代方志地图编绘的政治意向及其认识差异
明代十分重视地理志的编修。明太祖洪武三年、六年、九年、十一年、十六年、十七年、二十七年分别诏令天下纂修志书（注：黄苇等：《方志学》，（上海）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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