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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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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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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7页。）。明成祖同样重视纂修地方志书。永乐十年颁布《修志凡例》十六则（注：万历《寿昌县志》卷首，万历十二年刻本。），永乐十六年再次颁布《修志凡例》二十一则（注：正德《莘县志》卷首。）。从明中央颁布的相关文献对修志的规定来看，永乐朝与洪武朝相比，对方志的纂修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永乐后相对忽视地图的绘制。洪武年间比较重视地图的绘制，如洪武六年明令各府州“绘上山川险易图”，洪武十一年亦令天下郡县纂修图志。而永乐时似乎较少强调地图的绘制，如永乐十六年颁布的《修志凡例》十六则中尚有涉及，而永乐十六年颁布的《修志凡例》二十一则则已经不再规定绘制地方地图。可见地图的绘制在永乐朝的官方标准之内并不十分重要。这一点可能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明代方志地图和明代地图学史。二，加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地方化，即政治意志对地方的控制。这与明代国家权力在全国范围内的建构和推行的步伐是一致的。它具体地体现了国家、地方和权力的网络在文化上的互动。《东亚和南亚传统制图学》与范德的《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都是试图揭示这一关系的具体研究案例，对这一问题有比较明确的揭示。
既然明代方志修撰凡例突出强调了方志的政治功能，那么当时的方志编撰者或方志地图的编绘者又是如何规定并解释地方志地图与政治功能的具体关系的呢？另一个问题是，他们的陈述所规定的地方志舆图的图景果真都是这种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权力话语？这些我们只有到“他们”的陈述中去寻找答案。
首先，对广阔的国家疆域的图绘，是政治大一统的形象体现。《大明一统志图叙》所精心构筑的便是这一主观意图权威而标准的官方陈述：
自古帝王之御世者必一统天下而后为盛。羲农以上疆理之制，世远莫之详矣。其见诸载籍者谓：黄帝……元氏以夷狄入主华夏……其地西北虽过于前，而东南岛夷则未尽附。惟我皇明诞膺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庭。而疆理之制，则以京畿府州直隶六部，天下分为十三布政司：曰山西，曰山东，曰河南，曰陕西，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广，曰四川，曰福建，曰广东，曰广西，曰云南，曰贵州，以统诸府州县。而都司卫所则错置其间，以为防御。总之为府一百四十九，为州二百一十八，为县一千一百五。而边陲之地，都司卫所及宣慰招讨宣抚安抚等司与夫四夷受官封执臣礼者皆以次具载于志焉。顾昔周官诏观事则有志，诏地事则有图。故今复为图分置于两畿各布政司之前，又为天下总图于首。披图而观，庶天下疆域广轮之大了然在目，如视诸掌。而我皇明一统之盛冠乎古今者垂之万世有足徵云。（注：《大明一统志》，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卷首。） 上述陈述中规定了舆图不仅要能够反映明代政治地理大一统的空间格局和其统辖范围内政区分布的空间格局，而且还把它作为其统治盛况在后世可资考察的凭证。
其次，地图的重要政治功能就是能够直观深刻地表现地理空间的军事价值和作用。这在中国古代有着悠久而丰富的传统。在明代方志的相关陈述中对此有着明确的表达。如崇祯《吴县志》修志编例云：“志必有图，盖古人左图右史之为学尚矣。说者谓张华能记千门万户，武平一能记三桓七穆，皆图学得之。今山川险要城郭桥梁道路并有绘图，似可于几案间阅历四境。方今昔对比，南北多警，修炼储备谨慎。故形胜、城池、仓储、兵防诸类特加详核，而于图与说尤相为表里，考据无患不确。”又嘉靖《青州府志》凡例云：“诸莒图矣。图所何？严兵防也。颜神镇、塘头寨类也。图沂山何？表名镇也。”又李汛后序云：“自昔方舆有图有志，所以资政治也，非但备遣忘，广见闻……夫据形胜，饬兵防，以备四方之警，举可按图而知。然则志之系于治体不亦重且大哉。”从上述陈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陈述主要侧重于稳固王朝内部统治的军事目的，即对内的政治控制功能，在王朝的统治体系中它与地方行政并行。
第三，地图高度概括的表现形式和巨大的信息承载能力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在有关地图的陈述中，陈述者正是依据地图的这种特性而赋予其更多的地方统治功能。方志中府、州、县地图的绘制具有的重要政治功能之一，就是使地方官熟知其管辖区域的历史与地理形势。这些地图被看作是地方官的施政参考图。在明代的士大夫看来，欲有效地治理地方，必须习知地方的历史，其中包括地方政区的历史沿革。因为这是理解地方事物和政治渊源的基础。这在当时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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