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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科举与士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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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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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畯竞争。此一新政，确能鼓励寒士努力向学，应举中选，步入仕途，一展其长才，庶几得行其救国救民之志。太祖的亲试，别有拔擢，即在彰显此意。《续长编》载：“开宝八年二月戊辰（二十五日），上御讲武殿复试王祜等所奏合格举人王式等，因诏之曰：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恭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于是内出诗赋题（复）试，得进士王嗣宗以下三十一人。”[2] 礼部试之第一名为王式，而殿试重定者则为王嗣宗，式则屈居第四。因而马端临说：“盖自是年御试，始别为升降，始有省试殿试之分，省元状元之别。”[1](卷30，P284) 显示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士大夫的尊荣与穷达，皆仰能否得到皇上的知遇。自是年后，科举制度正式走向解试、省试、殿试三阶段。
历史上任何制度，日久必会生弊，故革弊和防弊都是必要的，而防弊尤重于革弊。国家考选人才，务在得贤，贤者为才德兼备之士，在考选的过程中，必须完全摆脱私情，不仅知举与评试卷的考官人人大公无私，也要防其偶发的私情，以减少举子的质疑。因此，首当选任贤臣为知举官，尽可能地先避嫌，例如翰林学士苏易简两任知贡举便是如此。《通考》卷三十载：“自端拱元年试进士罢，进士击鼓诉不公后，次年，苏易简知贡举，固请御试。是年（淳化三年）又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例。”（注：又《宋会要·选举》三之六更载云：“受诏即至贡院视事，不更至私第，以杜请托。”展示一种新作风。） 贡举是朝廷抡才大典，关系着成千上万之读书人的仕途，难免有人请托，易简奉诏后立即赴贡院，不回私第，就可避开了。淳化三年（992），诸道所贡来京师举子凡17000余人，参加省试，盛况空前，知贡举苏易简深感责任重大，立即做了明智的抉择，以后并形成惯例。而且从是年开始，殿试首先采用糊名考校，令考官在审评时不知为何人之考卷，则考校更为公平。《续长编》卷三十三载：“（淳化三年）三月戊戌，上御崇政殿复试合格进士。先是：胡旦、苏易简、王世则、梁颢、陈尧叟，皆以所试先进擢上第，由是士争习浮华，尚敏速，或一刻数诗，或一日十赋。将作监丞莆田陈靖上疏请糊名考校，以革其弊。上嘉纳之。于是召三馆文学之士，始令糊名考校，第其优劣，以分等级。……会稽钱易时年十七，日未中，所试三题皆就，言者指其轻俊，特黜之。”这是殿试采用糊名考校之始，以后便一直延续下来。不过将文思敏速的钱易视为轻俊，而加黜落，或者为了要扭转书生浮华之习，而归向实学。太宗还诏刻印《礼记》中儒行篇赐给新科进士，谕以“更励精文采，无坠前功”。[3](卷155，《选举》一) 期勉之殷，亦可想见。自是年后，连续五年停止贡举，至真宗咸平元年（998）始恢复，特诏知举官的亲属另行考试，以防人言。自此连续三年召试，所取人数最多。至五年春的省试，贡举人集阙下者达14562人，吏部侍郎陈恕知贡举，得合格奏名的只有78人，当时省试尚未实行糊名考校，恕是洪州人，为了避乡嫌，江南举子多不被奏荐，因此颇招怨谤。（注：此段叙述参考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成文出版社影印本）卷二十八《祖宗科举取人》，《续长编》卷五十一，曹彦约《经幄管见》（四库全书本）卷四叶二引《三朝宝训》。王旦评论说：“大约持心平允，无所不可，何必于父母之邦故为不足耶？”） 所以到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龙图阁待制陈彭年上言：“请令有司详定考校进士诗赋杂文程式，降付礼部贡院遵行。”遂诏令彭年与待制戚纶，以及直史馆崔遵度、姜屿共同议定。遂制定考试进士新格，立即颁行。
礼部侍郎周起请求省试亦用糊名法，是年十二月省试即依施行，乃设封印院专掌之。其详情是：“将试进士，上问天下贡举人数。王旦曰：一万二（三）千余人，约常例奏名十一而已。上曰：若此，则当黜者不啻万人矣！典领之臣必须慎择。晁迥竞慎，当以委之。周起、王青（曾之讹）、陈彭年皆可参预。冯拯曰：封印卷首，若朝廷遣官主之，于理亦顺，尤须择素有操守之人。旦曰：滕元宴于士大夫间少交游。上曰：当以朱巽知举代周起，令起与元宴主封印。又召迥等谕之曰：取士之意惟务至公，使孤寒有艺皆得升擢，今别命官封印卷首，俟考定合格者，当遣官复考。”（注：见《经幄管见》卷三叶十九至二十，惟开头谓“景德二年”，颇不合，其他也有误字，特以《续长编》卷六十七所载改正之。） 省试也要糊名考校，虽试务繁重一些，然确是追求公平竞争的最好办法。凡封卷首及点检、详评、初考、复考官皆分别任命。大中祥符四年（1011），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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