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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科举与士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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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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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至仁宗以后所取之士，反而不如真宗以前。南宋史家吕中之论便是如此：“国初进士无糊名誊录之法，无同保连坐之法，上之人犹未以绳尺侍士，故所得者多名望之人，而为宰相，而为执政者，皆自此科出也。自进士之法既密，而擢甲科者多非人望。故自太祖以来，则进士得人为盛；仁祖以来，则制科得人为盛。……岂当时制科足以得人，而进士科不足以取士耶？盖朝廷之文法有疏密，人主之意向有轻重也。”[7] 制科是由天子亲诏，不定时举行，以待草泽隐逸之士，经大臣荐举，其德行学艺皆极可称，而朝廷亦望其能直言极谏，被荐者绝不会迎合。而进士科则为常科，只较学艺，不考素行，难以察识有为有守的人才。所以宋末大臣马廷鸾便曾有所批评，其论科举文字之弊云：“国家三岁取士，非不多矣，上之人犹有乏才之叹，下之人犹有遗才之恨者，何也？士一日之长，不能究其终身之抱负；有司一时之见，又不能罄士之底蕴。于是，新进小生有以词艺偶合而获选，醇儒硕学有以意见稍拂而见遗；岂不重可惜哉！”[8] 所以考中进士的举子，只是时文偶合主司之意，乃一时的幸运，而落第的硕儒，只能说是不幸了。 至于贡举所考试的科目，在英宗以前只考诗、赋、论三题，自神宗熙宁三年（1070）始考时务策，以谘访治道，诏谕举子各指陈时政的得失。当时王安石正推行变法，殿试策即以此为问目，投机者乃曲意迎合，果然得中甲科。司马光亲见其事，乃手记于《日录》中。有云：“时韩维、吕惠卿初考，附会者皆在高等，言直者多在下等。宋敏求、刘攽复考，反之，吴充、陈襄从初考。（叶）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革而新之。初考为三等上，复考为五等中，吴充等奏；从初考。吕公择、苏轼编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陆佃第五。上擢祖洽为第一，佃知新法，升为第二，均第五。轼退拟进士对策而献之，且言：‘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注：见《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八神宗熙宁三年纪事引《司马光日录》，另参司马光《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宋刊本）卷二《苏轼拟进士对策录》。） 在《宋史》卷三五四《叶祖洽传》中亦云：“熙宁初，策试进士，祖洽所对，专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苏轼欲黜之，吕惠卿擢为第一。”将政治改革透过科举考试而强化理念，就助长举子为中高科而向当权者投靠，以求宦达，此风实不可长。刘安世曾批评：“人但见策问比之三题似乎有用，不知祖宗立法之初极有深意。且士人得失计较为重，岂敢极言时政阙失，自取黜落，或居下第，必从而和之，是士人初入仕，而上之人已教之党也。倘或为沾激直言之士，未必有益。”[9] 果然如所言：阿谀的人高中状元，赞美新法的也高居前列，而直言反对变更祖宗之法的则全降入第五等。真的是于事无补。到哲宗绍圣元年（1094）三月亲试举人，又引起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史载：“赐毕渐以下及第出身有差。考官取答策者多主元祐，杨畏复考，专取主熙丰者，故渐为之首。时策问乃中书侍郎李清臣拟进。其略曰：‘复词赋之选而士不加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兴而河患滋。……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何有固必焉！’于是国论遂变。清臣与仆射范纯仁议不合，士大夫争陈绍述之策，元祐之人皆相继得罪矣！”[10] 李清臣唱绍述之说，乃拟进此一策题，显然已宣示新的政治动向。举子答策时，或主元祐，或主熙丰，自然主张恢复新法的受到优遇，新旧党争遂越演越烈。降至徽宗崇宁，更变本加厉，北宋之亡，实肇端于此。
宋室南渡以后，君臣痛定思痛，将靖康之难的罪责归之于王安石，指其得罪名教。于是在建炎三年（1129）罢安石配享，宰相赵鼎实主之。士大夫皆反安石新经，转而尊奉二程性理之学及司马光《资治通鉴》，科举之文也稍稍用程颐之说。但到秦桧独相、与金约和之后，又开始反程学，诋之为专门曲说，举子有用二程说者必黜之。每届贡举，秦桧皆荐其亲信为知贡举，桧的姻戚族属应贡举者皆得高中。绍兴二十四年（1154）春，秦桧之孙埙应试，知贡举魏师逊欲以埙为省元，参详官董德元从誊录所中取到编号而知之，竟然很高兴地面对其他考官说：“吾曹可以富贵矣！”其曲意奉承秦桧之丑陋面目，完全展现，士大夫无耻至此已极。殿试的策题是问诸生师友渊源及专门之学，埙对策力攻程氏，有“言正心而心未尝正，言诚意而意未尝诚，言治国平天下而于天下国家曾不经意，顽顿无节，实繁有徒”之句，考官擢为第一，以媚秦桧。及读策唱名赐第，高宗甚以埙的答策全像秦桧平日之言为不悦，乃升第二名张孝祥为状元。考祥虽未攻诋程氏之学，然其出自汤思退门下，且其对策中也出现：“往者数厄阳九，国步艰难，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佑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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