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国家开科取士，旨在选拔人才，任以官职，三年一试，新人辈出，名臣贤辅，皆由此选，得人不为不盛。然科举考试只校其文艺之高下，无法知其素行。所以范仲淹在庆历四年（1044）奏上十事疏，提出精贡举之策首在广兴学校，让士子皆入学，先察德行，后较文艺。考试总是有舞弊的，前文已述及之，凡被人检举或监试人发觉者，都受到惩戒，但仍有人心存侥幸。所以朱熹评之说：“今世有二弊：法弊、时举；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15](卷108) 人人皆有私心、好恶，君主亦然，若此处不能革，只在法制上增添一些防弊之新规定，可说是舍本逐末。时代在变，科举之试题也跟着改变，诗赋固然无益于政治，而时务策虽号为有益，但只喜欢收取迎合谄谀者，亦非本诚心广求贤才之道。由是，士习于奔竞，但求虚名，不务实学，而科场的处分又轻，更助长一些投机者心存侥幸。[16] 因此就有不少人批评“科举之学足以坏人心术”。从表面上看，确是如此，但南宋初年的名儒张九成则认为这是凡人的见识。其论云：“或问：‘科举之学亦足以坏人心术，近来学者唯读时文，事剽窃，更不曾理会修身行己是何事。’先生曰：‘汝所说皆凡子也。学者先论识，若有识者，必知理趣，孰非修身行己之事？本朝名公多出科举，时文中议论正当，见得到处，皆是道理。汝但莫作凡子见识，足矣！科举何尝坏人？’”[17] 北宋的名臣如王曾、寇准、杜衍、韩琦、范仲淹、包拯、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都能修身行己，皆是由进士出身，步入仕途，而成就其经世济民之功。其识其量非凡子所能企及。张九成更强调，只要士大夫明礼义、知廉耻，就可以抑止奔竞之风。只是世俗好名趋利之习，总是难以杜绝的，士人生于其时，也难以不受影响，要在自己有所坚持，不随波逐流而已！兹再引朱熹的话以为本文的结束语：“科举累人不浅，人多为此所夺，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资于此。故不可不勉尔！其实甚夺人志。”“非是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若高见远识之士，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然岂能累孔子邪？”[15](卷13) 应举中进士，出仕有俸禄，可以养亲蓄妻子，此不得已之事，要在坚守仁义，能化俗而不为俗化，科举是不会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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