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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科举与士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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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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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合，不动声色，致兹升平。四方协和，百度俱举，虽尧舜三代无以过之矣！”这段文字既歌颂高宗，又阿谀秦桧，似亦非有志节高行之士。（注：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卷一六六“三月辛酉条”。另参考不著编入《宋史全文》（元刻本）卷二十一同日之记事，其后又引《大事记》云：“秦桧子熺既为举首，又以其孙埙为举首，……进士榜中悉以其亲党居之，天下为之切齿。”又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学津讨原本）卷六更言“张孝祥为秦桧之馆客”。） 可见在权臣高压之下，读书人不应举则已，若已应举，又思中第，则非谄誉或逢迎权臣不可。幸而次年秦桧死了，形势才有些好转，但先前的十五年，科场的逢迎恶习太严重了。如殿中侍御史汤鹏举所说：“今科举之法名存实亡，或先期以出题目，或临时以取封号，或假名以入试场，或多金以结代笔，故孤寒远方士子不得预高中，而富贵之家子弟，常窃巍科。又况时相预差试官，以通私计。前榜省闱殿试，秦桧门客、孙儿、亲旧得占甲科，而知举、考试官皆得贵显，天下士子归怨国家。”[11] (绍兴二十六年正大辛亥年) 秦桧不仅操控朝臣之任免升黜，也掌握着新进士子的前途，皇帝竟成了傀儡。掌贡院者迎合大臣，出题目时常借用经传之言，以谀佞权相，如论伊尹、周公，则以时宰可媲美，全不究历代治乱兴亡，是以后生晚学皆不读史。士风败坏，仁义沦道德丧，以至于此！
孝宗时代政治安定，没有权臣专政，而且学术兴盛，民生亦乐利，帝一直想恢复故土，只缘缺乏良将，士大夫亦不知兵，故难以如愿。乃于淳熙二年（1175）御试后面谕宰相：“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诗书。”乃于唱名后令新科进士比赛射艺，皆改穿戎服，各给六箭，可以自己衡量选弓，射中者以多寡推赏。[1](卷33，P301) 其意在倡导尚武精神，庶几能开一代新风气。历光宗至宁宗，道学甚盛，因为外戚韩侂胄反对宰相赵汝愚，而汝愚又荐引朱熹为侍讲，为侂胄所嫉恨，遂承袭秦桧之余续，指道学为伪学，强加禁绝。乃在庆元二年（1196）二月省试时贯彻实行。《通考》卷三十二载：“自韩侂胄袭秦桧故智，指道学为伪学，台臣附之，上章论列。诏榜朝堂。而刘德秀在省闱，奏疏，至云：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请将录语之类并行除毁。既而叶翥上言：士狃于伪学，专习语录诡诞之说，《中庸》、《大学》之书，以文其非。有叶适《进卷》、陈傅良《待遇集》，士人传诵其文，每用辄效。请内自太学，外自州军学，各以月试合格前三名程文上御史台考察。太学以月、诸路以季，其有旧习不改，则坐学官、提学司之罪。是举也，语涉道学者皆不预选。”[1](卷32) 利用科场进行政治斗争，如此严厉执行，一时号为君子者，无不斥逐，此即贻祸无穷的庆元党禁。但助桀为恶的则为无耻的士大夫。刘时举论之说：“韩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权纳贿，除不附己而已，不能巧为说以网善类也。而士大夫嗜利无耻、或素为清议所摈者，乃教侂胄，言：凡相与为异者道学人也。……又为言：名道学则何罪？当名曰伪学。盖谓：贪黩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洁好修者皆伪学也。于是，壬险狠猥薄无行之徒利其说之便，攘臂奋袂以攻伪干进，而学禁之祸酷矣！”[12](庆元二年正月庚寅条) 如此颠倒是非黑白，实在可怕，那么，如果贪生怕死也是真情，又有谁敢舍生取义呢？
科举场屋乃是追逐名利之地，读书人有志于功名利禄，本为正常现象。有的读书人心存大孝，应举中第可以“扬名声，显父母”。要知中举中进士只是入仕的开端，而步入仕途后必须有所坚持，那就是心性之喜。君子与小人是不同的，不可能同官于朝。能出污泥而不染者，在任何时代总是有的。宋有天下320年，优宠士人，士之所以思报答者，就在于“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如北宋名臣范仲淹便倡言：“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大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在他的影响下，士风为之一变，士大夫间互相砥砺名节，也成就了仁宗庆历之盛。仁宗朝共亲试进士13次，得人最盛，神宗、哲宗时代的名臣，多是仁宗时中进士高第的，其言论行事尚多有所坚持，并不全以富贵显达为心。所以淳厚的士风毕竟是要靠居上位者涵养的。上之人如能以公取士，以诚待士，则士必以仁义相劝勉，各自忠于所事。朱熹的弟子李燔有言：“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为职事方有功业，但随力到处有以及物，则功业矣！”[3](卷430，《李燔传》) 此正是范仲淹所说的不为良相，但为良医，良医时时惠及病人，不分贵贱亲疏，也是一项功业。所以叶适论科举之害，将“化天下之人为士尽以入官”列为其中之一。[13] 但科举之吸引士人，为时已久，“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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