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宋代的科举与士风 |
 |
时间：2009-7-24 13:47:07 来源：不详
|
|
|
晁迥先后上详定礼部贡院条例及发解进士条例，颁下诸州，一切皆法制化。八年（1015）三月，以兵部侍郎赵安仁知贡举，开始采行誊录法，即是将每位举子的试卷全部誊一过，还要经特别增设的官员校对。其法是：“置誊录院，先令封弥官封卷，付吏录本，内侍二人监焉！命京官校对，用奉使印讫，复送封印院，始送知举考校。”[4] 编排官是先将卷首之乡贯状去掉，别以字号次第之，再送封弥官去誊抄校对，确定无误，盖上御书院印，即送考官考校。初考官定等毕，交封弥官封之，然后送复考官再定等，最后由编排官核其同异，如初复考官所定不同，即交参详官再考之，取其相近者为定。过程相当繁杂。其考第之制分五等，“学识优良、词理精绝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密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考校毕，取乡贯状字号合之，排定姓名及名次，并其试卷，奏闻于皇上。省试如此，殿试亦然。殿试后即唱名赐第。[3](卷155，P3610) 如此，确定是公平竞争。省试完毕后，真宗极欣慰地告谕宰相王旦说：“今岁举场似少谤议。”旦奏称：“条制该备，可守而行，至公无私，尽在于此。”真宗又说：“为国求人，无出此道，然程试之际，亦不可料。有大手笔偶不得意者，有素无称卓然特异者，信知一名一第，固非偶然。”[5](卷四叶一) 此言甚有见地，考试本来就是七分实力，三分运气。自贡举制度化以后，则诚如欧阳修所说的：“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代，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而惟才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6] 人常有幸有不幸，是难以预知的。宋用科举取士已五十多年，处处防弊，逐步改革，乃制定贡举考校条例，不可能再改变。用以减少人为的偏私，追求至公的大道，这也是时代所要求的。到英宗治平三年（1166），诏“其令礼部三岁一贡举”，以后只有在考试的内容上有所改变，其他大原则始终未变。
三、科举对士风的影响
古人所谓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孔子大圣，亦曾周游列国，庶几有朝一日得行其道。任何熟读儒家经典的青年学子，受孔孟之教，总会怀抱崇高的理想，于修己安人之道有所深思熟虑，修己苦学全靠自己，而安人治国则必须有位有权，如是非走入仕途不可，应科举、中甲科，又是走入仕途的惟一途径。宋廷重文轻武，读书人不断增多，各道解送京师的举子即多达一万数千人，进士科尚不到一百取一，则竞争的激烈可以想见。中第者即赐以官职，则下第人颇为不服，自开宝六年下第人徐士廉击登闻鼓申诉，指责知贡举李昉徇私用情、考校不公之后，每次试毕，举场中便常出现谤议。诚如马端临所说：“盖士既求以用世，则奔名逐利所不能免。不必深赀。”其意乃谓争名夺利乃人之常情，用不着苛责。但如长此下去，必至士风日坏。在真宗景德年间，尚存有举子进纳公卷之制，但已弊端丛生。当时贡院即曾奏言其弊及防制之法：“昨详进士所纳公卷，多假借他人文字，或用旧卷，或为佣书人易换文本，是致考校无准。请自今并令举人亲自投纳，于试纸前亲书家状，如将来程式与公卷全异，及所试文字与家状书体不同，并驳放之。或假用他人，辨认彰露，即依例扶出，永不得赴举。其知举官亦望先一月差入贡院考校公卷，分为等第。”[1](卷30，P287) 公卷是在应举前撰就的，难免有抄袭他人文字或花钱请人代写者，故需严加防范，重惩投机举子。如果有人侥幸成功，必然助长恶风。所以朝臣不断建议修订贡举法，如前节所述之糊名誊录法，即是为避嫌而设的。南宋儒臣曹彦约任侍读时，便曾感慨地向理宗陈述贡举法之弊。他说：“科举取士，前代犹兼采誉望，至本朝糊名考校，弥封誊录，又立别院，百计关防，乃始严密。盖乡举里选既不专行于后世，则场屋严密极为良法。近世人伪日滋，奸弊百出，省试有全身代笔者，御试有全写套类者，如此诈冒，皆得前列。其源在于士大夫不能平心国事，挟以私意，发觉有轻重，推究有出入，名为不恕，其实有力者犹有幸免。小人有所窥测，转相仿效，遂至于此。若此弊不革，则科举取士遂为虚设矣！”[5](卷三叶二十) 扭转一种颓风恶习确实不易，如果居上位者不正，不仅不能防弊，且助长之。习之既久，视作弊为无可奈何之事。若善恶是非之观念皆不存于人心，而窃取甲科，步入仕途，更由士风之败坏，而导致政风之恶化，则趋炎附势之官僚，成为朝臣的骨干，国家就危险了。所以说科举不足以尽取人才，密法严防也难以弊绝风清，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