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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惠帝新论——兼论司马迁的错乱之笔（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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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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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摧残，半年后“迺召孝惠帝观人彘”。观人彘的时间在惠帝元年“夏”后，即如意被杀后大约半年；这段时间正足以让戚夫人被残身后恢复肢体能力而被塑造成人彘。因此，发生此事的主因应当是吕后对惠帝的狂怒而不是对戚夫人的嫉恨；吕后只是将她视为“人屎”、将它废物利用以教训逆子。
然而，惠帝对其母的残忍也进行了反击。卷九载，他在事后“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这等于指责亲生母“不是人！而是……”。孝是汉的立国之德，他甘犯不孝的大罪表明他的个性极为刚烈。此处司马迁特别运用“请”字以隐讳他的不孝。此字传统上只有“告知”之意而无谴责之意。（注：王叔岷案：“《尔雅·释诂》：‘请，告也。’《太平御览》卷四九二引‘请’作‘谓’，《汉纪》同。谓亦告也，《礼记·表记》：‘瑕不谓矣。’郑注：‘谓犹告也。’”见《史记斠证》第二册，第360页。）然而，惠帝谴责的强度远甚于下文所将论述的“惠帝‘让’(曹)参”与“王陵‘让’陈平”等事，因此“请”实应作“让”。
同样地，惠帝对其母欲毒死齐王也进行了反击；同样地，司马迁对此事也做了淡化处理。依据卷九的记载，惠帝不知所持的是毒酒，只是坚持以“家人之礼”对待齐王，忤逆其母的意涵并不明显。然而，依据刘向的记载，惠帝刚烈的个性极为鲜明；他知道吕后欲毒死齐王后坚持要替齐王饮下毒酒，意欲死谏，吕后因而作罢。（注：《新序·善谋下》。刘向是皇族人，楚元王的四世孙，生年大约晚于司马迁四五十年。）刘向的记载较为合理可信（注：《汉书·司马迁传》载刘向是最早读过《史记》的人之一，他并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因此，他不采用《史记》的记述，显然是认为那并非“实录”。）；卷九的记述有许多错乱，应是司马迁的错乱之笔。梁玉绳指出两个错误。其一，齐内史的说词“太后独有‘孝惠’”称谓错误，当时惠帝健在不应称其谥号。其二，“鲁元公主”是齐王的同父异母妹，尊她为“太后”是以妹为母，显然违背伦常。（注：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七“太后独有孝惠与鲁元公主”与“尊公主为王太后”下案。）吕思勉也指出三个不合理处：“孝惠即尊齐王，齐王是时是否敢居上座，已有可疑。太后欲酖齐王，何时不可，岂必行之燕饮之间？酖酒岂不可独酌一卮，而必并酌两卮，致待自起泛之乎？”（注：吕思勉：《秦汉史》，香港太平书局1962年版，第66页。）此外，这段记述还有不少疑点：吕后既已怒而欲毒死齐王，不料毒杀之计竟然受挫，岂能不当场大怒？毒杀之计既已当场被揭穿，齐王既已“怪之，因不敢饮”，何需再“问”乃“知”？毒酒既出于狠毒的吕后，问谁呢？他既“不敢饮”即未饮，岂能“详醉”而欺骗精明的吕后？“燕饮太后前”的地点应在吕后所居之长乐宫，她恼羞狂怒之际齐王岂能安然离开？齐王献城后吕后如宴请他，岂有在“齐邸”之理？他才经历毒酒之事必然心有余悸而“不敢饮”，岂有“乐饮”之理？
简言之，这些错乱应是司马迁的错乱提示。此外，他也以重复记述的方式提示这段记述是不可尽信的。在卷五二《齐悼惠王世家》有关此事的记载中，前述错乱都不见了！由此可知，卷九所载“燕饮太后前……尊公主为王太后……迺置酒齐邸，乐饮”等事应属子虚乌有。他虚构这些事的可能用意有二：一、回避惠帝意欲死谏之事以隐讳他的不孝；二、以齐王尊妹为母之事凸显吕后强立惠帝甥女为皇后的乱伦作为。
除了前述三事，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所载惠帝欲处死其母情夫审食其之事，更强烈地表现出他与其母斗争的坚决意志。此举将母亲的隐私与罪恶张扬于天下，岂是软弱之人所能为？此外，他在朝廷责备老臣曹参的口气，即“与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注：卷五四《曹相国世家》。），也表明他是刚直、有霸气、有乃父之风的。
然而，惠帝并非刚愎自用之人。他接受劝谏而释放了审食其。他曾为了孝顺母亲与避免扰民而修筑复道，但在太傅叔孙通的劝谏后立即改正。（注：事见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此外，如下所将述，他也在相国曹参的劝谏后改采无为而治的治国方式。
简言之，惠帝是刚强的。“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的记述是司马迁的错乱之笔，意在隐讳他与其母斗争的不孝，隐讳下文所将述的高帝“常欲废吕后”之事。这段记述有三个错乱提示。一、“高祖以为不类我”文法错误，叙述语句不应称“我”而应称“己”。二、“如意类我”之前应加“曰”字成为自述语句才能通顺。（注：《汉书·外戚传上》将这段话改写为“太子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己，常欲废之而立如意，如意类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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