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除此之外，《史记》有关高帝晚年昏聩的记述不少。例如，卷九五《樊郦滕灌列传》载，十一年秋猛将黥布造反时，高帝因生病而拒见群臣长达十余日，“独枕一宦者卧……大臣震恐”。又如，卷五三《萧相国世家》载，高帝击黥布回来后竟误会相国萧何欲提高其民望的美意而将他下狱，经劝谏才释放他并自责为“桀纣主”。他的自责之言也是司马迁的错乱之笔；表面上看似表达高帝具有自省能力，实际上却在以高帝之口责备高帝昏聩。）
四、高帝被骂后应未“笑”而是“惭”；因为，“惭”才会“惮”。司马迁虚构“上笑之”之意可能在凸显下文之“上欣然而笑”，即笑周昌之愚；也可能兼有嘲笑高帝所托非人之意。
五、周昌所闹的笑话本身无关痛痒，司马迁以冗长篇幅记述这个插曲的主要目的之一应在以隐文指出：高帝曾举行盛宴，向天下昭告将以太子刘盈为帝国的第二任皇帝。这场宴会应当就是卷五五《留侯世家》所载“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之“燕”。
六、周昌所闹的笑话蕴含高帝三年前的安排是明智的，临终前欲以如意为皇帝是昏聩的。这个笑话是：高帝燕后与戚姬独处并唱鸿鹄歌。此时从赵国被召到长安参加这场盛宴的周昌冒冒失失地闯进来。他看见高帝拥戚姬后“还走”，高帝于是“问其说”。高帝问后，个性刚强的他口吃地谏诤不可立如意为皇帝。然而，由于高帝举行这场盛宴的目的正是在昭告天下以刘盈为继任皇帝，所以“欣然而笑”；既笑他的口吃，也笑他的愚忠。他的愚忠在于：远道而来、道听途说，以为高帝改变了三年前的决定，因而硬闯内室谏诤。
七、如意不能被立的另一个原因是年纪太小，只有10岁。如前已述，“如意为赵王，年十岁”的记述是错误的。但如将“年十岁”与下句“高祖忧即万岁之后不全也”连读就是正确的；因为，高帝之忧在十二年，即久病临终前。此解正符合“高祖为汉王，得……戚姬”的记述。
总之，司马迁为了隐讳高帝晚年的夫妇矛盾，以明文记述高帝晚年“常欲废太子”；然而，他也以许多侧面记述与错乱之笔在隐文中详实记载了高帝晚年不以天下为忧而以爱人为忧，因而“常欲废吕后”！他不厌其烦地记载此事是正当的，因为高帝此举可说是感情用事，丧失政治智慧，置国家人民于不顾。汉帝国是人民牺牲无数生命、历经多年动乱才建立的；“汉始皇”出身卑微，皇权脆弱，临终更换皇位继承人攸关帝国存亡、天下安危，情势比秦始皇未立太子更加凶险。此时，岂可以年仅10岁、个性软弱的如意取代既年长又刚强、已受十年皇帝养成教育并具担任皇帝能力且已经获得群臣拥戴的刘盈为第二任皇帝？（注：顺便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废立皇后事件对惠帝主政时与其母的互动关系应有很大的影响。因为，高帝不废皇后的关键在张良之策，而张良是在吕后力邀之下而献策的；因此，可以说吕后保住了自己的后位才保住了刘盈的皇位。这使得吕后的权威相对增长，惠帝在位时的处境更加艰难。）
四、惠帝“日饮为淫乐，不听政”？
卷九载惠帝在观人彘后“迺大哭……故有病也”的记述对他的形象影响很大。如仅读这段记述，所得到的印象将是：他在遭受此一重大心理创伤后即自暴自弃、无所作为。司马光因而指责他“弃国家而不恤……可谓笃于小仁而未知大谊也”（注：《资治通鉴》卷一二。），芮和蒸也指责他“轻社稷，斯诚汉家之庸主，高祖之逆子”（注：芮和蒸：《论吕后专政与诸吕事件》，《政治大学学报》第20期，1969年。）。有些学者也因而认为这是司马迁不为他立纪的原因。（注：陈仁锡指出，太史公不为惠帝立纪的用意在“为后世人君失政者戒也”，见《史记评林补标》卷九。郭嵩焘也有相同的看法，见《史记札记》卷一“吕后本纪”下案。）笔者认为这些看法值得商榷。因为，这段记述是司马迁的错乱之笔，不可尽信。
首先，惠帝之言“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应如王叔岷所解读的“意谓‘身为太后子，而太后残毒如此，固无面目治天下也！’盖有不堪为太后子之意”（注：《史记斠证》第二册，第360页。）；也就是具有与母决裂之意，而无从此不理朝政、不治天下之意。颜师古注云“今太后视事，己如太子然”（注：《汉书补注·外戚传上》引。），以后文“孝惠以此……不听政”解读前文并不恰当。
其次，观人彘后“岁余不能起”的记述，时序错乱。年轻的惠帝在经历恐怖的人彘事件后生了一场大病是很有可能的，但事实表明他并未因此长达一年多都不能起床。他在二年“十月”即与齐王燕饮，距元年“夏”后观人彘只有四五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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