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帝的性格既像高帝，那么高帝常常想要废掉他就应当不是由于他的缘故，而应另有原因。本节将论证真正原因应是高帝晚年“常欲废吕后”。依据当时“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母子共存共荣礼法，皇后被废太子当然也要被废。（注：景帝时，礼官大行引此语建请立太子之母为皇后。《汉书补注·外戚传上》补注引周寿昌曰：“本《春秋公羊传》。时，朝廷用《公羊》决事，故大行引之。”）《史记》从未直言此事，但有许多记述间接指出此事。
    首先，卷九卷首即指高帝晚年最爱戚姬不爱吕后，因而欲废刘盈，改立如意为皇位继承人。这个说法卷四九《外戚世家》重述了一次。此外，卷五五《留侯世家》引张良之言“上……以爱欲易太子……虽臣等百人何益……此难以口舌争也”与“四皓”之言“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赵王如意常抱居前”也都指出同一事实。在这个记述中，“骨肉之间”是错乱之笔，应作“夫妇之间”；因为群臣难以插手的是夫妻之事而不是皇位继承的国家大事，叔孙通在朝廷欲死谏之事可证。此外，“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的记述与“母爱者子抱”相抵牾；因为高帝所爱者是“母”而非“子”，而且如前所述惠帝像他，并非“不肖子”。
    第二，司马迁也以错乱之笔在卷五五《留侯世家》记载高帝所要废的是吕后。高帝与戚夫人楚歌、楚舞那段记述有许多错乱：一、四人已离去，高帝还“目送之”，此后如何再“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二、“‘指示’四人‘者’曰”，语句不通。三、指四人而曰“欲易之”，究竟欲易谁？受词指涉含混错乱。四、假定欲易者为太子，为何说“吕后真而主？”（注：梁玉绳也指出：“此语可疑。高帝岂预知有吕氏称制之事乎？”见《史记志疑》卷二六。）五、太子既需被“调护”，岂能说他“羽翼已成”？六、高帝是楚人，好楚歌（注：《汉书·礼乐志》载：“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此处并特别指出他唱“楚歌”，那么此歌为何明显背离楚风而全无“兮”字？（注：刘知几指出，《史记》所载之“鸿鹄歌”与《楚汉春秋》所载的不同，可惜“《楚汉春秋》今不复见。”(《史通·杂说上》由此可说，高帝应曾作此歌。假定如此，此歌当作于“大风歌”后五六个月左右。卷八《高祖本纪》载大风歌作于高帝十二年十月回故乡沛县时，歌诗曰：“大风起兮……”因此，他临死前焉能作出异于此一风格的“楚歌”？项羽所作的楚歌“力拔山兮……”风格也与大风歌相近。卷九所载的赵王刘友悲歌与卷二四《乐书》所载的汉武帝“太一之歌”和“天马之歌”也大致相同。简言之，楚歌无“兮”是不可思议的。）七、此歌充满肃杀之气与无奈之情，高帝岂有在置酒庆幸得人调护惠帝后而指他唱此歌之理？简言之，这些错乱都在提示那只恨不能射杀的“鸿鹄”就是“吕雉”！（注：吕后名“雉”。《史记》仅提其字，避提其名。苟悦认为“讳雉之字为野鸡”(见《史记志疑》卷三“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下案引)。笔者赞同此说，这可能是司马迁的“缺漏之笔”，意在隐讳“牝鸡司晨”的国耻。）
    第三，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所载叔孙通谏净不能废太子之言，表明高帝所要废的直接对象是吕后。“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以类比的方式指出“高帝以戚姬之故欲废太子，立如意”；“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更明言高帝所要背弃的是吕后。
    第四，高帝欲废吕后的原因是怕她会加害如意与戚夫人。这是他的临终之忧。卷九六《张丞相列传》详细记载了这件事。赵尧因而建议他派周昌担任赵相以保护如意。然而，他所托非人。脑筋与个性像木头一样僵硬死板的“木彊人”周昌（注：卷九六《张丞相列传》载：“太史公曰……周昌，木彊人也……然无述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在他死后半年就辜负了重托。司马迁以错乱之笔在卷九记载了这件事，即“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王来”。这段记述有三个错乱提示。一，“令永巷囚戚夫人”文法不通；“永巷”是囚禁犯罪宫女的“场所”不能受令。二，周昌的侯号错误；梁玉绳指出：“昌封‘汾阴’，不封‘建平’也。”（注：《史记志疑》卷七。）三，周昌虽是“木彊人”，不可能愚蠢到告诉吕后使者那些话。因此，吕后召赵王的实情应如卷九六《张丞相列传》所载的“吕太后使使召赵王……赵王果来”。在这段记述中前述错乱都不见了！吕后之骂“尔‘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证明周昌没有告诉使者那些话；否则，她骂的应是“尔‘既知’……”简言之，卷九的错乱之笔意在凸显周昌的不知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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