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汉惠帝新论——兼论司马迁的错乱之笔（之一） |
 |
时间：2009-7-24 13:47:13 来源：不详
|
|
|
，三次都“令王称疾不行”，与同卷所载的齐内史相比实有天壤之别。
第五，高帝临终前下令杀樊哙的原因也是担心吕后会杀害戚夫人与如意。樊哙是一开始就跟随他打天下的部将，也是他的连襟，即吕媭的丈夫，“故其比诸将最亲”。他忠心耿耿，功劳很大；鸿门宴时更曾救过高帝。这时他正率领二十万大军在前线作战，而高帝却在听到他“党于吕氏，即上一日宫车晏驾，则哙欲以兵尽诛灭戚氏、赵王如意之属”（注：卷九五《樊郦滕灌列传》。）的谗言后立即下令对他格杀勿论！高帝应知这个谗言是不实的，下令杀他应是为了削弱吕后的政治势力。
第六，司马迁以错乱之笔在卷九六中记载高帝临终前已经昏聩，有如“桀纣之主”，竟因爱戚夫人而欲立年仅十岁、个性软弱的如意为皇帝。此事连受命照顾如意的“木彊人”周昌都“期期知其不可！”
这段冗长的记述在时序、场景、文法及情理上都有明显的错乱。一、“是后”二字指周昌谏废太子之事在如意为赵王前，时序错乱。如意封王在高帝九年（注：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周昌也在同年担任赵相（注：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高帝欲废太子之事则在十二年。二、“如意为赵王，年十岁”，年纪错误。卷九载“高祖为汉王，得……戚姬”；假定在元年即得戚姬并立即生如意，如意封王时最多只有八岁。三、“燕时入奏事”的两个场景互相冲突；“燕”是公开的宴会（注：《史记会注考证》引张守节曰：“‘燕’者，安闲之名。”笔者以为不然。），“入”指进入室内。四、高帝不太可能在“燕时”拥戚姬；拥戚姬的场合应在室内，时间应在燕后。五、“逐得，骑周昌项”之事荒诞可笑。堂堂帝国皇帝骑在大臣的肩膀上如小孩玩骑马打仗一般，成何体统？而且这时他已卧病不能起（注：卷五五《留侯世家》载，高帝在十一年七月黥布反时即已病重不能起。），如何能“逐”，如何能“骑”？六、这段记述的主词与受词称谓错乱。第一句话“昌为人”应作“周昌为人”；后续记述“骑周昌项”应作“骑昌项”，“然尤惮周昌”应作“然犹惮之(或昌)”。七、“既罢，吕后侧耳于东厢听，见周昌”的时序错乱，窃听应于罢朝之前。八、高帝既“以留侯策即止”，必然不会再举行朝议议废太子，身处赵国的周昌如何到朝廷抗争呢？九、周昌主动开口说话后，即“争”后，高帝为何还要“问其说”？十、“跪谢”之恩显然重于宴谢。吕后在高帝去世后就宴请张良以答谢他（注：事见卷五五《留侯世家》。）；她既非忘恩负义之人，为何在几个月后就忘却周昌的大恩而将他召来痛斥？十一、“上以留侯策即止”与吕后跪谢周昌曰“微君，太子几废”两个记述互相矛盾；使高帝下定决心的关键人物应当只有一位。十二、吕后窃听处在“东厢”，周昌谏诤处在朝廷；然而在东厢听不到朝廷的对话（注：卷一○六《吴王濞列传》载：吴楚起兵后，景帝正与晁错在朝廷商议对策，袁盎进来后，欲建言杀晁错，“乃屏错。错趋避‘东厢’，恨甚。上卒问盎”。吕后窃听处与晁错避听处显然是相同的，也就是朝廷东边的厢房。袁盎欲建言杀晁错，景帝使之避听于“东厢”。由此可证，“东厢”是听不到朝廷对话的。），她如何“侧耳”倾听周昌那结结巴巴的三言两语呢？
基于前述分析，笔者提出下列七点观察：
一、司马迁既多次明言“留侯策”是关键（注：除此处引文外，卷九与卷五五《留侯世家》亦重复记载此事。），那么周昌之谏就没有发挥关键作用。吕后怒骂他，表明对他既未“素所敬惮”也无感恩之意。东厢听不到朝廷对话的事实更证明吕后窃听与跪拜之事纯属子虚乌有，应是司马迁为了隐讳“帝王师”张良协助吕后当上女主的耻行与周昌所闹的笑话而虚构的。（注：此处凸显周昌，让他替张良分担一些保全吕后的责任。吕后后来当了事实上的皇帝，协助她者向为人所不齿。司马迁因爱惜张良常为他隐讳此事。）
二、“逐得，骑周昌项”如确有其事，在秦时似更合理。因为，高帝是沛人，“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注：卷八《高祖本纪》。）；周昌也是“沛人”，与其堂兄“秦时皆为泗水卒史”（注：卷九六《张丞相列传》。）。“骑周昌项”正是“狎侮”之范例，也说明了他们的亲密关系。
三、周昌指责高帝为“桀纣之主”应确有其事，但时间应在高帝为汉王时，与谏废太子之事无关。司马迁记载此事之意，一方面在举例说明周昌“为人彊力，敢直言……自萧、曹等皆卑下之”；另一方面则借他之口表述高帝真实的一面，即他晚年已经昏聩有如“桀纣之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