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列侯之国令是文帝下达的，建议却是贾谊提出的。《史记》卷84《贾生列传》：“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儒家学者之一，有一套以“礼”为核心的政治学说。他向文帝提出令列侯就国的建议，必有一套说法。上引文帝诏中“朕闻古者”云云，可能就是从贾谊的疏中抄来的。不过，汉代列侯无治民权，（注：参见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第78页。）即使就国也“无由教驯其民”。故诸侯“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驩欣，靡有遗德”的古代盛世情景，不可能通过“列侯就国”而再现。贾谊和文帝都是务实的政治家，对如此简单的道理不会不懂。“吏卒给输费苦”倒是实情，但只涉及少数侯国臣民，对朝廷影响甚小。因此，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贾谊和文帝提出并强制推行这一举措，一定还有其他政治用意。
    马雍认为，令列侯之国“是为了把丞相绛侯周勃以及其他一些居住在长安的列侯遣散到他们所封的县邑去”。（注：马雍：《轪侯和长沙国丞相》，第19页。）李开元进一步指出，文帝此举是为了削弱朝廷中以列侯为代表的“军功收益阶层”的力量。这种解释固然不错。功臣侯势力确实是汉初举足轻重的力量。刘邦消灭异姓王靠的是他们，在长安发动政变、消灭吕氏、迎立文帝的也是他们。文帝入京前，代国群臣大多不信任这些“习兵，多谋诈”的“高帝时大将”，文帝也曾“狐疑”。入主未央宫后，当夜就“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用代来旧臣控制京师宿卫力量，也表现出文帝对功臣侯势力的防范心理。（注：《史记》卷10《孝文本纪》，第413—417页。）
    当时长安功臣集团的代表是绛侯周勃。由于消灭诸吕立了头功，文帝升他为右丞相，居百官之首，并赐金五千斤，邑万户。但不久便有人对他说：“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厌之，则祸及身矣。”周勃听后“惧，亦自危，乃谢归相印”，而文帝亦“许之”。第二年丞相陈平卒，文帝“复用勃为相”，但不久又“免相”，让他带头“之国”去了。周勃之国后仍战战兢兢，“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以至有人上书“告勃欲反”，被廷尉逮捕下狱，几乎丢了性命。（注：事见《汉书》卷40《周勃传》，第2055—2056页。）周勃的遭遇表明，文帝对长安功臣侯势力确是有所提防的。
    然而总的来看，文帝与功臣侯势力的关系并不特别紧张。列侯身份尊贵，但没有多大权力。他们远离自己的封邑，所能调动的资源只有“家臣”而已。陈豨反叛时，淮阴侯韩信欲在长安策应，但他能做的只是“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然后率领这些“徒奴”去袭击吕后和太子。这一计划成功的可能性恐怕很小。周勃等人能战胜吕氏，是因为他们从吕氏手中骗取了南北军的控制权，否则也不可能成功。文帝对此当然十分清楚，所以一入宫就派宋昌控制了南北军，从而控制了长安的局势。此时的功臣集团对文帝只能俯首听命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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